拖延中的艺术和科学
2012-8-29 10:35:50 来源：译言 我要评论（）
人生，有时候就像是一场狂奔。但弗兰克·帕特诺伊（Frank Partnoy）告诉我们，决策不应如此。2008年，金融市场崩溃之后，这位前投资银行家兼公司律师，现在的金融法律学教授兼圣迭戈大学企业和证券法律中心（Centerfor Corporateand Securities Law）的主管，将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关于决策论的文学创作上。
“很多关于决策的最新研究帮助我们理解了在决策过程应该做些什么，以及如何进行决策，但对时机把握却只字未提，”他说。
在新书《等待：拖延的艺术和科学》（Wait:The Art and Science of Delay）中，帕特诺伊认为，当面临抉择时，我们应该评估自己需要多长时间作出决定，然后等待最后可能出现的契机来达成所愿。也许在如何“管理拖延”的问题上，我们真应该听从他的建议，说不定这样我们会生活得更幸福。
一本书名里标着“等待”字眼的著作，其作者自比为拖沓者，恐怕并不足为奇。你觉得自己在哪些方面比较拖沓？
只要有可能，我总会拖沓，最早的记忆得追溯到上小学的时候，当时就关于铺床问题，我和我妈之间还发生了点争执。
我妈让我在上学之前把床铺好，我回敬说，才不呢，铺床一点必要都没有，反正晚上回来还要接着再睡。她说，六点钟有客人要来，他们搞不好会上楼看看你的房间。于是，我只好答应等他们快来的时候就开始铺床。我紧盯着车道上的汽车，竖起耳朵听着有没有敲门声。我知道，铺好床差不多要一分钟时间，所以5点59分开始干应该还来得及。
大学和法学院的时光我也是拖沓着过来的。等到进入摩根斯坦利工作之后，我又欣喜地发现，尽管交易大厅里的工作节奏奇快，人们总是步履匆匆，但还是有很多将拖延精神成功发挥到极致的前辈们。
现在，我已经成了一名学者。作为学者，拖延几乎是一种工作需要。如果我告诉别人我会在九月一号提交一篇学术论文，结果在八月份就把论文交了上去，那人们会质疑我的品行。
拖延是件坏事，这种观点已经根深蒂固地扎根于我们的脑海中，但你却认为我们应该倡导这种精神，原因何在？
从人类历史的角度来看，拖延并非总被视为是坏事。希腊人和罗马人通常就很重视拖延。连最聪明的领导者都在倡导这种理念，他们基本上无所事事，只是在思考，直到必须做出决定时才开始行动。
只是到了清教徒时代，乔纳森·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对拖延症大加贬斥之后，拖延是种坏习惯的观点才流传开来，之后，美国人便开始信奉“小洞不补，大洞吃苦”的说法，这种职业品行要求人们行动迅速，勤勉有加。
但如果你关注最近的一些研究成果，你就会发现，延迟管理是人类必须掌握的一种重要工具。善于管理延迟的人通常事业更成功，生活也更幸福。拖延是人类存在的一种普遍状态。比起能做的事情，要做的事情总是更多，因此我们必须让某些任务拖上一拖，即便这种延滞毫无道理可言。问题并不在于我们有没有拖延，而在于有没有拖延得恰到好处。
这种从欣赏到贬低的态度转变是从何时开始的？
有科学家已经证实，拖延可分为两类：主动型拖延和被动式拖延。主动型拖延是指有意识地将修剪草坪或清理壁橱等工作延后，转而做一些更有价值的工作。被动式拖延则意味着你只是坐在沙发里无所事事。后者显然才是导致问题出现的关键。
促使你想要更深入探讨决策时限问题的诱因是什么？
我采访过不少雷曼兄弟公司的前任高管，其间曾听说过一则不同寻常的故事。2005年秋，雷曼兄弟给旗下的高管们安排了一堂决策课。于是，四十八位高管们齐聚在麦迪逊大道的皇宫酒店，前来上课的是一些知名的决策研究者，其中包括来自哈佛的马克斯·巴泽曼（Max Bazerman）以及著名心理学家马扎林·巴纳吉（Mahzarin Banaji）。压轴的演讲来自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Gladwell），他当时刚刚出版了新书《决断两秒间》（Blink），这是一本讲述即时决断之益处的著作，如果用格拉德威尔自己的话来总结，那《决断两秒间》就是“一本关于最初两秒钟的书”。雷曼的总裁乔·格雷戈里（Joe Gregory）十分推崇这种跟着直觉走和快速决断的理念，他还在交易大厅里派发过格拉德威尔的这本书。
上完课之后，高管们又火急火燎地回到公司总部，接着制定金融市场历史上最糟糕的仓促决定。因此，我希望探究一下这堂课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同时创作一些过去本该以及在将来有望成为华尔街培训教程的东西。
你跳出商界，将目光投向体育、喜剧、医学和军事策略等诸多领域的决策过程。你从中发现了什么？
我很惊讶的发现，从自己和老妈铺床争论中所领悟的两步过程，实际上已经被成功的决策者运用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各式各样的时限范围之中。专业运动员会将其精确到毫秒的水平，军事领域需要分钟级的水平，专业交友服务则是以小时计。
问题之一在于：在利用两步法之前，我能享有的最长时限是多少？在我所专注的领域，时限一般是以多少计？之后才是第二步，即延迟响应或决断，直至最后的可能时机来临。如果时限是一年，等待364天；如果是一小时，等待59分钟。
举例来说，职业网球选手接发球的反应时间为500毫秒。网球场两个底线之间的距离为78英尺（约合23.77米），职业选手发球的球速通常超过100英里每小时（约合161公里每小时）。大多数人认为，职业网球选手比业余选手打得好，是因为前者的速度非常快。但事实上，据我观察和对超快网球运动员的研究表明，他们之所以球打得更好，其实原因在于他们的慢。当需要回球时，他们会通过完善击球和反应，在对方实际发球和最后可能的毫秒之间留出尽可能多的时间。
国际性的交友服务组织It’s Just Lunch就倡导客户不看照片的理念，因为照片会在毫秒之间形成草率反应。他们要求客户在初次会面时，不要凭直觉对对方作出判断，而是一起共进午餐，等待最后的可能契机出现，并在午餐结束时问自己一个问题：我愿意和他/她再约会一次吗？就像网球运动员等出了几毫秒的多余时间，如果交友的人愿意余出点时间，用来观察和处理相关的信息，他/她会做出更好的决定。
还有哪些发现让你感到惊讶？
如果犯错，最好马上道歉，这是大多数人接受的教育。但我惊讶的发现，在大部分情况下，延时道歉其实更有效率。如果你直接刻意地冤枉了配偶、朋友或同事，他们会需要点时间来处理你先前所作所为的相关信息。如果你意识到自己之前的错误行为，先别急着道歉，让被冤枉的一方有机会告诉你他们当时的反应，这样你的道歉就会显得有诚意得多。
怎样学会更好地控制拖延？在这方面，你有没有一些实用性的建议？
你可以深吸一口气，多停顿停顿，凝视远处。先问自己一个与两步过程有关的问题：我能够利用的最多响应时间有多长？现在我收到电子邮件之后，不会马上就回复，而是先把上述问题抛给自己。这样做也学看似粗鄙，而且起初的确让人感觉有些无礼。但现实是，如果对每封邮件都要即刻作出回应，你的生活将会变得困难重重。对于那些一周以内不回应都没关系的邮件，我只是将邮件的信息提炼出来，然后排入自己的日程表中，一周以后待用。当天空出的时间可以用来做别的事情，但自此之后一个礼拜的时间里，邮件里提出的事项会不自觉地在我的脑海中盘旋。
【编者按：帕特诺伊花了三个小时回复我的一封邮件。在回信中，他有些半开玩笑地写到，“没有及时回复，万分抱歉！”】
我们如何从你的这些发现中受益？
如果我们想要解决气候变化和可持续性这样的长期问题，或希望私营机构能把注意力放在创新上，那么我觉得，我们需要一种心态上的转变，即从草率反应过渡到善于搁置。革新是一个极其缓慢的过程，当然要慢慢来。
神仙显灵的故事通常都不是真的，牛顿的头并没有被苹果砸中，爱迪生不是突然间发明了电灯，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也不是灵感一来就发明了万维网。如果想解决一些长期问题，我们需要创造全新的社会架构，让身在其中的人们拥有长期的可支配时间，且不存在时限方面的压力，让他们能够像智库中的智囊人物那样思考。虽然我们也会给他们设置好真正的最后期限，让他们不至于忙中出错，但我觉得，我们必须让决策框架突破二十四小时的新闻圈和选举圈，进入跨度可能为十年的更长期时限。
你思考的下一个重大问题是什么？
认识论，以及关于我们觉得自己所知多少和知识局限方面的问题，让我很是着迷。虽然有一种想法一直萦绕在我脑海的深处，但我打算静下心来，就像我建议别人的那样，静静等待着，让想法沉淀下来，慢慢酝酿。
我做的这个系列采访关注的都是一些著名的思想家。你想对我的下一位采访者提些什么问题呢？即便你不知道对方是谁，只晓得他或她是其研究领域的伟大思考者。
我想知道你的采访对象是如何确信他们所知的一切。究竟是他们研究、体验和背景中的哪些东西让他们对自己的观点抱有某种程度的确定？他们对自己的观点抱有多大的信心？百分之百？百分之九十九？还是百分之九十？
上一次我采访了进化生物学家赛金·加夫里勒茨（Sergey Gavrilets），他抛给你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有机会拥有更多的机遇或更多的时间，你希望能干点什么？
我希望能有更多的时间来玩高尔夫。在高尔夫球场，当我有五个小时的时间流连于草地和树丛，同时专注于一件简单明了却又让人恼火的任务时，我总会产生一些绝佳的创意突破，整个人甚至到了一种醍醐灌顶的状态。
“很多关于决策的最新研究帮助我们理解了在决策过程应该做些什么，以及如何进行决策，但对时机把握却只字未提，”他说。
在新书《等待：拖延的艺术和科学》（Wait:The Art and Science of Delay）中，帕特诺伊认为，当面临抉择时，我们应该评估自己需要多长时间作出决定，然后等待最后可能出现的契机来达成所愿。也许在如何“管理拖延”的问题上，我们真应该听从他的建议，说不定这样我们会生活得更幸福。
一本书名里标着“等待”字眼的著作，其作者自比为拖沓者，恐怕并不足为奇。你觉得自己在哪些方面比较拖沓？
只要有可能，我总会拖沓，最早的记忆得追溯到上小学的时候，当时就关于铺床问题，我和我妈之间还发生了点争执。
我妈让我在上学之前把床铺好，我回敬说，才不呢，铺床一点必要都没有，反正晚上回来还要接着再睡。她说，六点钟有客人要来，他们搞不好会上楼看看你的房间。于是，我只好答应等他们快来的时候就开始铺床。我紧盯着车道上的汽车，竖起耳朵听着有没有敲门声。我知道，铺好床差不多要一分钟时间，所以5点59分开始干应该还来得及。
大学和法学院的时光我也是拖沓着过来的。等到进入摩根斯坦利工作之后，我又欣喜地发现，尽管交易大厅里的工作节奏奇快，人们总是步履匆匆，但还是有很多将拖延精神成功发挥到极致的前辈们。
现在，我已经成了一名学者。作为学者，拖延几乎是一种工作需要。如果我告诉别人我会在九月一号提交一篇学术论文，结果在八月份就把论文交了上去，那人们会质疑我的品行。
拖延是件坏事，这种观点已经根深蒂固地扎根于我们的脑海中，但你却认为我们应该倡导这种精神，原因何在？
从人类历史的角度来看，拖延并非总被视为是坏事。希腊人和罗马人通常就很重视拖延。连最聪明的领导者都在倡导这种理念，他们基本上无所事事，只是在思考，直到必须做出决定时才开始行动。
只是到了清教徒时代，乔纳森·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对拖延症大加贬斥之后，拖延是种坏习惯的观点才流传开来，之后，美国人便开始信奉“小洞不补，大洞吃苦”的说法，这种职业品行要求人们行动迅速，勤勉有加。
但如果你关注最近的一些研究成果，你就会发现，延迟管理是人类必须掌握的一种重要工具。善于管理延迟的人通常事业更成功，生活也更幸福。拖延是人类存在的一种普遍状态。比起能做的事情，要做的事情总是更多，因此我们必须让某些任务拖上一拖，即便这种延滞毫无道理可言。问题并不在于我们有没有拖延，而在于有没有拖延得恰到好处。
这种从欣赏到贬低的态度转变是从何时开始的？
有科学家已经证实，拖延可分为两类：主动型拖延和被动式拖延。主动型拖延是指有意识地将修剪草坪或清理壁橱等工作延后，转而做一些更有价值的工作。被动式拖延则意味着你只是坐在沙发里无所事事。后者显然才是导致问题出现的关键。
促使你想要更深入探讨决策时限问题的诱因是什么？
我采访过不少雷曼兄弟公司的前任高管，其间曾听说过一则不同寻常的故事。2005年秋，雷曼兄弟给旗下的高管们安排了一堂决策课。于是，四十八位高管们齐聚在麦迪逊大道的皇宫酒店，前来上课的是一些知名的决策研究者，其中包括来自哈佛的马克斯·巴泽曼（Max Bazerman）以及著名心理学家马扎林·巴纳吉（Mahzarin Banaji）。压轴的演讲来自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Gladwell），他当时刚刚出版了新书《决断两秒间》（Blink），这是一本讲述即时决断之益处的著作，如果用格拉德威尔自己的话来总结，那《决断两秒间》就是“一本关于最初两秒钟的书”。雷曼的总裁乔·格雷戈里（Joe Gregory）十分推崇这种跟着直觉走和快速决断的理念，他还在交易大厅里派发过格拉德威尔的这本书。
上完课之后，高管们又火急火燎地回到公司总部，接着制定金融市场历史上最糟糕的仓促决定。因此，我希望探究一下这堂课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同时创作一些过去本该以及在将来有望成为华尔街培训教程的东西。
你跳出商界，将目光投向体育、喜剧、医学和军事策略等诸多领域的决策过程。你从中发现了什么？
我很惊讶的发现，从自己和老妈铺床争论中所领悟的两步过程，实际上已经被成功的决策者运用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各式各样的时限范围之中。专业运动员会将其精确到毫秒的水平，军事领域需要分钟级的水平，专业交友服务则是以小时计。
问题之一在于：在利用两步法之前，我能享有的最长时限是多少？在我所专注的领域，时限一般是以多少计？之后才是第二步，即延迟响应或决断，直至最后的可能时机来临。如果时限是一年，等待364天；如果是一小时，等待59分钟。
举例来说，职业网球选手接发球的反应时间为500毫秒。网球场两个底线之间的距离为78英尺（约合23.77米），职业选手发球的球速通常超过100英里每小时（约合161公里每小时）。大多数人认为，职业网球选手比业余选手打得好，是因为前者的速度非常快。但事实上，据我观察和对超快网球运动员的研究表明，他们之所以球打得更好，其实原因在于他们的慢。当需要回球时，他们会通过完善击球和反应，在对方实际发球和最后可能的毫秒之间留出尽可能多的时间。
国际性的交友服务组织It’s Just Lunch就倡导客户不看照片的理念，因为照片会在毫秒之间形成草率反应。他们要求客户在初次会面时，不要凭直觉对对方作出判断，而是一起共进午餐，等待最后的可能契机出现，并在午餐结束时问自己一个问题：我愿意和他/她再约会一次吗？就像网球运动员等出了几毫秒的多余时间，如果交友的人愿意余出点时间，用来观察和处理相关的信息，他/她会做出更好的决定。
还有哪些发现让你感到惊讶？
如果犯错，最好马上道歉，这是大多数人接受的教育。但我惊讶的发现，在大部分情况下，延时道歉其实更有效率。如果你直接刻意地冤枉了配偶、朋友或同事，他们会需要点时间来处理你先前所作所为的相关信息。如果你意识到自己之前的错误行为，先别急着道歉，让被冤枉的一方有机会告诉你他们当时的反应，这样你的道歉就会显得有诚意得多。
怎样学会更好地控制拖延？在这方面，你有没有一些实用性的建议？
你可以深吸一口气，多停顿停顿，凝视远处。先问自己一个与两步过程有关的问题：我能够利用的最多响应时间有多长？现在我收到电子邮件之后，不会马上就回复，而是先把上述问题抛给自己。这样做也学看似粗鄙，而且起初的确让人感觉有些无礼。但现实是，如果对每封邮件都要即刻作出回应，你的生活将会变得困难重重。对于那些一周以内不回应都没关系的邮件，我只是将邮件的信息提炼出来，然后排入自己的日程表中，一周以后待用。当天空出的时间可以用来做别的事情，但自此之后一个礼拜的时间里，邮件里提出的事项会不自觉地在我的脑海中盘旋。
【编者按：帕特诺伊花了三个小时回复我的一封邮件。在回信中，他有些半开玩笑地写到，“没有及时回复，万分抱歉！”】
我们如何从你的这些发现中受益？
如果我们想要解决气候变化和可持续性这样的长期问题，或希望私营机构能把注意力放在创新上，那么我觉得，我们需要一种心态上的转变，即从草率反应过渡到善于搁置。革新是一个极其缓慢的过程，当然要慢慢来。
神仙显灵的故事通常都不是真的，牛顿的头并没有被苹果砸中，爱迪生不是突然间发明了电灯，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也不是灵感一来就发明了万维网。如果想解决一些长期问题，我们需要创造全新的社会架构，让身在其中的人们拥有长期的可支配时间，且不存在时限方面的压力，让他们能够像智库中的智囊人物那样思考。虽然我们也会给他们设置好真正的最后期限，让他们不至于忙中出错，但我觉得，我们必须让决策框架突破二十四小时的新闻圈和选举圈，进入跨度可能为十年的更长期时限。
你思考的下一个重大问题是什么？
认识论，以及关于我们觉得自己所知多少和知识局限方面的问题，让我很是着迷。虽然有一种想法一直萦绕在我脑海的深处，但我打算静下心来，就像我建议别人的那样，静静等待着，让想法沉淀下来，慢慢酝酿。
我做的这个系列采访关注的都是一些著名的思想家。你想对我的下一位采访者提些什么问题呢？即便你不知道对方是谁，只晓得他或她是其研究领域的伟大思考者。
我想知道你的采访对象是如何确信他们所知的一切。究竟是他们研究、体验和背景中的哪些东西让他们对自己的观点抱有某种程度的确定？他们对自己的观点抱有多大的信心？百分之百？百分之九十九？还是百分之九十？
上一次我采访了进化生物学家赛金·加夫里勒茨（Sergey Gavrilets），他抛给你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有机会拥有更多的机遇或更多的时间，你希望能干点什么？
我希望能有更多的时间来玩高尔夫。在高尔夫球场，当我有五个小时的时间流连于草地和树丛，同时专注于一件简单明了却又让人恼火的任务时，我总会产生一些绝佳的创意突破，整个人甚至到了一种醍醐灌顶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