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为何痴迷末日想象
2012-12-21 10:41:47 来源：南方周末 我要评论（）
2012年12月21日的晚上，据说天黑之后再也不会亮起来了。抢购蜡烛不只发生在四川的双流，好多地方都有，比如俄联邦布里亚特共和国的首都乌兰巴德。
传言中的这一个世界末日正好是周末，它必然成为全世界很多人的额外节日。西方的“末日派对”都有，什么内容不好说，在中国，通宵打麻将的人数肯定会比平常周末上一个台阶。假如末日真的来了，最重要的难道不是抓住最后的享乐吗？
在墨西哥尤卡坦州，“2012玛雅文化节”从12月14日一直持续到22日。这里有玛雅金字塔和古玛雅帝国最大城邦的遗址，也居住着不少玛雅人。文化节是为了庆祝玛雅历法第一个纪元的结束，“这被错误地理解成一个末日预言。”文化节发布的新闻稿里说。
这个错误带火了墨西哥的旅游业倒是真的。很多游客会到古玛雅人生活的地方去为12月21日的结束倒计时。更多人会在自己的生活里倒计时。等12月22日天亮了，就像任何一个重要的日子过去之后一样，一种淡淡的失落将在人们心中涌起：什么改变也没有发生，生活回到平淡。好像有另一种预言说末日是4006年，太遥远了，我这辈子还等得到下一个可能的末日吗？
我们对末日臆想的痴迷就像膝跳反射一样，不需要意识去判断和发出指令就发生了。有一种理论说，每个人的生命都有明确的开始和结束，因而在开始和结束的这段时间里，人本能地会去想象自己看不到的，这个世界的开始和结束。
对末日的病态痴迷
末日传言在媒体上制造了大量“新闻”。首先是对玛雅预言的各种证伪，然后一次次新的猜疑裹挟着最新发生的事件吸引人的注意力，比如欧洲大型强子对撞机的试验、朝鲜发射卫星被传失控，比如某地的自然灾害印证了预言中末日的某个步骤……这些信息虚虚实实的你来我往，如同武林两大门派的过招，跌宕起伏，足够热闹。
事实上人们热衷于臆想和讨论末日，首先是因为这样做让人舒服。
伍迪·艾伦最著名的电影《安妮·霍尔》里有这样一场戏：妈妈带着小艾尔维·辛格去看医生，她告诉大夫这孩子不知看了什么邪门书就坚决不做作业了。大夫问他究竟为什么消沉，小艾尔维冷冷地说：“宇宙在膨胀，要是这么膨胀下去，总有一天四分五裂，一切全都玩儿完。”意思是说，既然有朝一日整个宇宙都烟消云散，做作业这种事还有什么意义呢。
我等凡俗都会本能地认同小艾尔维的逻辑。虽然现实里的成年人不可能像电影里的孩子那样任性，但臆想末日就在不远处，多少可以使人放下对短期利害关系的纠结，促使人“豁出去”作出更由衷的决定，因而减少内心的压力和焦虑。末日是给自己的一个借口。
对逃生侥幸的幻想是另一大乐趣。美国一个中年妇女在网络讨论里说：“人们热衷末日预言，我认为最大的原因是对逃生的幻想——我不喜欢的人最好都死掉，我能活下来，世界会重新开始。”
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罗伯·惠灵则说，末日论热潮当中人分成两类：在场上表演的和在看台围观的。“有些人真的相信末日预言，嘲讽他们就给另外的人带来快乐。关于末日论，相当多的乐趣来自于此。”
从历史上看，一次次末日预言重复着“兴起—将信将疑—忐忑等待—‘大限’过去—轻松和忘却—下一个预言”这样的循环。个人在其中的心理过程完全像是看一出灾难片，没有谁喜欢紧张、惊惧，要的是最后万事大吉，松一大口气的感觉。“恐怕没有多少人真正相信末日预言，这是一件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精神科主治医师徐凯文博士说，“正因为其不真实性，所以就具有了娱乐性。”
我们经历的上一个最重大的末日恐慌是世纪之交的“千年虫”传言。在大众意义上那比玛雅人历法更加可信，因为大家对计算机原理多少懂得一点。世界的运转已经相当依赖于计算机和网络，而传说中跨世纪时的日期处理运算错误，会使系统紊乱甚至崩溃——正在天上的飞机可能掉下来，火车可能进错轨道撞在一起，银行金库的大门可能自动打开，医院的就诊分配系统可能一团乱，电力、自来水、煤气、通讯、公共交通可能全都中断……
有钱的英国美国、严谨的德国都花了大钱防止“千年虫”的发作，美国花了1000亿美元；粗线条的韩国人和满不在乎的意大利人几乎没搭理这件事。跨过千禧夜，小毛病到处有，但末日的毛也没见到一根。花了大钱的人心里很不是滋味。
“‘千年虫’预言的失败，与其说是技术话题，不如说是人们对末日想象的病态痴迷。”十年后的一篇回顾文章里，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哲学教授丹尼斯·达顿写道，“末日想象把我们的注意力从现实麻烦上转移开，比如贫穷、恐怖主义、崩溃的金融系统，这都是需要费脑子去应付的事。即便面对猪流感这种非常现实具体的麻烦，人们也更愿意嗟叹现代文明病入膏肓，而懒得去想可怕的其实是它对医保体系和社会应急机制的考验。”
设想死亡，理解生命
达顿教授认为人们喜欢沉湎于“眨眼间天地翻覆”的念头，也就是指望大灾之后恰恰带来盼望已久的变革。好莱坞电影中娱乐化地幻想海平面升高、飓风、干旱等等天灾，并不是对气候学多么感兴趣，而更是末世论带来的压迫感：现代生活几近挥霍的舒适，怕是把我们拉得离圣经里的审判日越来越近了。“对世界末日的预测，往往交织着谴责，谴责人类的愚蠢、贪婪和不管不顾。”
俄罗斯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就是这种末日论观的代表。他认为就道德而言，人类已滑入最黑暗的时期，距离终点也就是末日审判已不远。但这种黑暗同时又意味着拯救，世界末日同时又是上帝缔造新天地的开端，陀氏相信，充满友爱与信义的新时代必将开始。
末日审判是西方宗教文化的核心成分，中国文化里并没有这样的设置。“中国人末日预言的兴趣和娱乐，与过圣诞节类似吧。”徐凯文博士说。
但对中国人而言，除了借机娱乐，认真思考世界末日的问题仍然是有价值的。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末日，也就是死亡。末日预言不过是把所有人的末日预言到同一天。时常设想死亡，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和体验生命。
罗伯·惠灵教授说：“面对某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时，人们感受到的无助，有人用‘敬畏’这个词来形容。这种感受会影响我们的世界观。”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方文教授在题为《大众时代的时尚迷狂》的论文里，把今日世界形容为消费资本主义主导的大众社会，大众迷失在资本精心营造和管理的符号价值消费体系里，益发失去了自我与个性。用微博上通俗的形容，就是“拼了命地干着自己不想干的工作，挣钱买自己不需要的东西，取悦自己根本不喜欢的人”。
只有疾病和死亡，才会不断地敦促人类关注自身行为的过程及结果的正当性，“这是所有时代的人类整体唯一合理的救赎之路”。
郭德纲在相声里说：“据说2012年就是世界的末日了……要这样的话人生何益啊？我还努力干什么啊？我要挥霍，我要周游世界，我要浪迹天涯，我要去银行把我那两千块钱全取出来！”他说到“挥霍”，并不是吃喝穿戴、血拼名牌（当然两千块也拼不起），而是周游世界浪迹天涯。有意或无意，在末日“威胁”之下，他摆脱了符号消费，更接近了个性、自我。
传言中的这一个世界末日正好是周末，它必然成为全世界很多人的额外节日。西方的“末日派对”都有，什么内容不好说，在中国，通宵打麻将的人数肯定会比平常周末上一个台阶。假如末日真的来了，最重要的难道不是抓住最后的享乐吗？
在墨西哥尤卡坦州，“2012玛雅文化节”从12月14日一直持续到22日。这里有玛雅金字塔和古玛雅帝国最大城邦的遗址，也居住着不少玛雅人。文化节是为了庆祝玛雅历法第一个纪元的结束，“这被错误地理解成一个末日预言。”文化节发布的新闻稿里说。
这个错误带火了墨西哥的旅游业倒是真的。很多游客会到古玛雅人生活的地方去为12月21日的结束倒计时。更多人会在自己的生活里倒计时。等12月22日天亮了，就像任何一个重要的日子过去之后一样，一种淡淡的失落将在人们心中涌起：什么改变也没有发生，生活回到平淡。好像有另一种预言说末日是4006年，太遥远了，我这辈子还等得到下一个可能的末日吗？
我们对末日臆想的痴迷就像膝跳反射一样，不需要意识去判断和发出指令就发生了。有一种理论说，每个人的生命都有明确的开始和结束，因而在开始和结束的这段时间里，人本能地会去想象自己看不到的，这个世界的开始和结束。
对末日的病态痴迷
末日传言在媒体上制造了大量“新闻”。首先是对玛雅预言的各种证伪，然后一次次新的猜疑裹挟着最新发生的事件吸引人的注意力，比如欧洲大型强子对撞机的试验、朝鲜发射卫星被传失控，比如某地的自然灾害印证了预言中末日的某个步骤……这些信息虚虚实实的你来我往，如同武林两大门派的过招，跌宕起伏，足够热闹。
事实上人们热衷于臆想和讨论末日，首先是因为这样做让人舒服。
伍迪·艾伦最著名的电影《安妮·霍尔》里有这样一场戏：妈妈带着小艾尔维·辛格去看医生，她告诉大夫这孩子不知看了什么邪门书就坚决不做作业了。大夫问他究竟为什么消沉，小艾尔维冷冷地说：“宇宙在膨胀，要是这么膨胀下去，总有一天四分五裂，一切全都玩儿完。”意思是说，既然有朝一日整个宇宙都烟消云散，做作业这种事还有什么意义呢。
我等凡俗都会本能地认同小艾尔维的逻辑。虽然现实里的成年人不可能像电影里的孩子那样任性，但臆想末日就在不远处，多少可以使人放下对短期利害关系的纠结，促使人“豁出去”作出更由衷的决定，因而减少内心的压力和焦虑。末日是给自己的一个借口。
对逃生侥幸的幻想是另一大乐趣。美国一个中年妇女在网络讨论里说：“人们热衷末日预言，我认为最大的原因是对逃生的幻想——我不喜欢的人最好都死掉，我能活下来，世界会重新开始。”
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罗伯·惠灵则说，末日论热潮当中人分成两类：在场上表演的和在看台围观的。“有些人真的相信末日预言，嘲讽他们就给另外的人带来快乐。关于末日论，相当多的乐趣来自于此。”
从历史上看，一次次末日预言重复着“兴起—将信将疑—忐忑等待—‘大限’过去—轻松和忘却—下一个预言”这样的循环。个人在其中的心理过程完全像是看一出灾难片，没有谁喜欢紧张、惊惧，要的是最后万事大吉，松一大口气的感觉。“恐怕没有多少人真正相信末日预言，这是一件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精神科主治医师徐凯文博士说，“正因为其不真实性，所以就具有了娱乐性。”
我们经历的上一个最重大的末日恐慌是世纪之交的“千年虫”传言。在大众意义上那比玛雅人历法更加可信，因为大家对计算机原理多少懂得一点。世界的运转已经相当依赖于计算机和网络，而传说中跨世纪时的日期处理运算错误，会使系统紊乱甚至崩溃——正在天上的飞机可能掉下来，火车可能进错轨道撞在一起，银行金库的大门可能自动打开，医院的就诊分配系统可能一团乱，电力、自来水、煤气、通讯、公共交通可能全都中断……
有钱的英国美国、严谨的德国都花了大钱防止“千年虫”的发作，美国花了1000亿美元；粗线条的韩国人和满不在乎的意大利人几乎没搭理这件事。跨过千禧夜，小毛病到处有，但末日的毛也没见到一根。花了大钱的人心里很不是滋味。
“‘千年虫’预言的失败，与其说是技术话题，不如说是人们对末日想象的病态痴迷。”十年后的一篇回顾文章里，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哲学教授丹尼斯·达顿写道，“末日想象把我们的注意力从现实麻烦上转移开，比如贫穷、恐怖主义、崩溃的金融系统，这都是需要费脑子去应付的事。即便面对猪流感这种非常现实具体的麻烦，人们也更愿意嗟叹现代文明病入膏肓，而懒得去想可怕的其实是它对医保体系和社会应急机制的考验。”
设想死亡，理解生命
达顿教授认为人们喜欢沉湎于“眨眼间天地翻覆”的念头，也就是指望大灾之后恰恰带来盼望已久的变革。好莱坞电影中娱乐化地幻想海平面升高、飓风、干旱等等天灾，并不是对气候学多么感兴趣，而更是末世论带来的压迫感：现代生活几近挥霍的舒适，怕是把我们拉得离圣经里的审判日越来越近了。“对世界末日的预测，往往交织着谴责，谴责人类的愚蠢、贪婪和不管不顾。”
俄罗斯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就是这种末日论观的代表。他认为就道德而言，人类已滑入最黑暗的时期，距离终点也就是末日审判已不远。但这种黑暗同时又意味着拯救，世界末日同时又是上帝缔造新天地的开端，陀氏相信，充满友爱与信义的新时代必将开始。
末日审判是西方宗教文化的核心成分，中国文化里并没有这样的设置。“中国人末日预言的兴趣和娱乐，与过圣诞节类似吧。”徐凯文博士说。
但对中国人而言，除了借机娱乐，认真思考世界末日的问题仍然是有价值的。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末日，也就是死亡。末日预言不过是把所有人的末日预言到同一天。时常设想死亡，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和体验生命。
罗伯·惠灵教授说：“面对某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时，人们感受到的无助，有人用‘敬畏’这个词来形容。这种感受会影响我们的世界观。”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方文教授在题为《大众时代的时尚迷狂》的论文里，把今日世界形容为消费资本主义主导的大众社会，大众迷失在资本精心营造和管理的符号价值消费体系里，益发失去了自我与个性。用微博上通俗的形容，就是“拼了命地干着自己不想干的工作，挣钱买自己不需要的东西，取悦自己根本不喜欢的人”。
只有疾病和死亡，才会不断地敦促人类关注自身行为的过程及结果的正当性，“这是所有时代的人类整体唯一合理的救赎之路”。
郭德纲在相声里说：“据说2012年就是世界的末日了……要这样的话人生何益啊？我还努力干什么啊？我要挥霍，我要周游世界，我要浪迹天涯，我要去银行把我那两千块钱全取出来！”他说到“挥霍”，并不是吃喝穿戴、血拼名牌（当然两千块也拼不起），而是周游世界浪迹天涯。有意或无意，在末日“威胁”之下，他摆脱了符号消费，更接近了个性、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