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奈儿和香奈儿的符号
2012-12-13 11:22:06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我要评论（）
作者：钟和晏
从巴黎芳登广场18号香奈儿珠宝店的三层沙龙窗口向外眺望，正好可以看到对面的丽兹酒店，著名的“香奈儿套房”就在其中一个方格窗户后面。这家1898年开业的奢侈酒店如今正以1.4亿欧元的预算，进行两年的歇业翻新，门口灰色的挡板遮挡住正在作业的工地和吊车，让本来不大的芳登广场看起来有几分凌乱。
嘉柏丽尔·香奈儿有一张老照片，是站在丽兹套房的铁栏杆阳台上拍的，以广场上的青铜纪念柱为背景，她目光注视的方向正好是现在的香奈儿珠宝店的位置。巧合不止于此，珠宝店占据的这座老楼是香奈儿公司在1997年买下的，过去充当过威斯敏斯特银行的办公楼。并非刻意怀旧，从芳登广场到丽兹酒店，再到不远处的圣·奥诺雷街29号和康朋街31号，很容易就走回香奈儿七八十年前的轨迹和故事中去了。
关于香奈儿的旧事，好像离不开她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那几段情史、几个男人：法国乡绅巴勒松、小名“鲍伊”的英国绅士亚瑟·卡帕、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堂弟迪米特里大公、当时英国最富有的威斯敏斯特公爵等等。但另一方面，她的私人生活与她的设计品味、风格和感受力之间确实密切相关，混合了英国式的淡然、法国式的内敛以及俄罗斯的华丽。她与考克多、毕加索、达利、佳吉列夫等艺术家的友情，也推动着她的审美与风格的演变。
香奈儿最爱回忆的片段之一是：“既然你这样坚持，那么我就带你去一位英国裁缝那里，定做一件你可以一直穿着的优雅衣服。鲍伊曾这么对我说，康朋街的一切从此开始。”俊朗的鲍伊·卡帕是个英国商人，具有广阔的文化背景和奇特的个性，还有一支马球队。1913年，他资助她在康朋街上开了第一家帽子店。
与威斯敏斯特公爵的恋爱关系开始于1924年，香奈儿将自己对斜纹软呢套装的热爱归功于在公爵“怒鲨号”和“飞云号”游艇上的度假经历，几次出海也促使她设计出看似朴素无华的水手服和贝雷帽。威斯敏斯特常年穿同样的衣服，一件西服外套穿了25年，他身上没有任何崭新的东西。他教会她另一种形式的简单，内在和超然的贵族态度。
与英格兰最富有的男人在一起7年间奢侈靡丽的生活，加深了她对自然的优雅和深藏不露的奢侈的理解。她说“奢侈是那些不被看见的东西”，“奢侈的反面不是贫穷，而是庸俗”。她相信自己能够超越社会阶层及其价值观之间的对立，找到某种将简洁与奢华巧妙融合的形式。
类似“看不见的奢侈”的态度也被她用在珠宝上：“重要的不是克拉，而是一种幻想。”还有一句更加诗意的话：“应该以纯真无邪的眼光来看待珠宝，如同坐在疾驰的车里，欣然见到路旁一株盛开的苹果树。”
1924年，香奈儿尝试设计了一个“服饰珠宝”系列，也就是假珠宝，让女人不必再根据丈夫或情人的财力购买首饰。当时她与巴黎最好的琉璃作坊之一Gripoix合作，他们有一种独家工艺，能够让多次处理的琉璃呈现出她喜爱的珍珠光泽。“以假乱真的珠宝是无可比拟的，为什么要被美丽的石头迷住呢？那不如在脖子上挂一张支票。”
罗兰·巴特曾用“bathmologie”一词表达对既定价值观的质疑，摒除先入为主和理所当然的既定性——“退一步重新审视：审视某种意图、某种意象或是某个物体，颠覆我们原先可能做出的判断。”香奈儿不迎合约定俗成套路的设计方法，可以说是对“bathmologie”概念的一种诠释，这种与时尚普遍定义的差异性同样体现在她的珠宝设计上。
尽管如此，她自己对珍贵宝石的痴迷依然以一种个人方式保持着，每段情史都会为她带来具有象征意义的珠宝，串在一起便能描绘出一生的大致轮廓。她留下的每张肖像照片中，几乎都有引人注目的项链、手镯或戒指，她像护身符一样佩戴那些宝石，比起钻石似乎更偏爱祖母绿、蓝宝石和红宝石。
她最著名的两条项链是来自威斯敏斯特公爵和保罗·伊里布（PaulIribe）的礼物，由红宝石、大颗珍珠和祖母绿串成的伊里布项链上刻着1934年9月的日期。威斯敏斯特公爵那条更引人注目的项链由30多颗方形祖母绿组成，中间巨大的祖母绿吊坠四周围绕花形切割钻石，可以拆分成手镯和胸针。通常她用祖母绿来搭配简单的羊毛套衫或小黑裙，1964年卡蒂埃·布勒松为她拍摄的寓所肖像中，她就佩戴着那枚祖母绿胸针，下面加了三颗点缀的珍珠。
“我很愿意佩戴珠宝，因为它们在我身上看起来总像是赝品。”她把公爵赠送的奢华珠宝与假珠宝混在一起，变成一种混搭的时尚。她为自己设计过一对扣式耳环，160颗钻石花瓣围绕一颗完美的珍珠，后来又设计了同款胸针，却是用水钻镶嵌的服饰珠宝。
从珠宝设计来看，总体上她钟情巴洛克和拜占庭的风格，相对夸张的体积，刻意寻求的不规则感和粗犷质感，在黄金和彩色宝石的绚丽中呈现热情的色泽。她为自己制作过一只名为“马赛克”的手镯，宽大的黄金手镯上镶嵌了199颗彩色宝石。
她与西西里贵族佛杜拉公爵（FulcodiVerdura）合作过一款镶嵌宝石的珐琅铐式手镯，中间镶一个马耳他十字，宝石的光彩与珐琅暗哑的白色色泽形成对比，变成当时她最有代表性的首饰作品之一。后来，她在设计中不断使用马耳他十字这个与童年修道院生活有关联的符号，比如镶嵌碧玺、橄榄石、黄水晶和黄玉的十字形黄金胸针等。
1932年11月，全球经济还没有完全走出大萧条，香奈儿在她位于巴黎圣·奥诺雷街29号的家中，举办了一场以钻石为主题的珠宝展“BijouxdeDiamants”，由伦敦钻石公会提供她创作的钻石当时价值超过2000万法郎。过于奢华富丽的珠宝展不仅轰动巴黎，而且引来各国媒体250多篇褒贬不一的报道。
作为展览册，香奈儿写了篇小短文解释自己的初衷：“在我的行业中，要用丰富多变的手法来体现真正的时尚精神。我最初创作服饰珠宝，是因为在那个竞相夸耀奢华的年代，服饰珠宝不带傲慢之气。经历了经济萧条时期之后，这种想法慢慢退却，对真切事物的渴望再度苏醒。”
当时的展览场景留下了不少黑白照片，在她装饰华丽、悬挂洛可可风格壁灯和吊灯的客厅里，黑色大理石底柱上安放着半身蜡像人台。这些蜡像做得几乎与真人无异，发型是香奈儿式的俏丽短发，面带精致的妆容，或低头凝视，或嫣然巧笑。以长阶梯形切割钻石镶嵌的项链、胸针和发冠闪烁在蜡像人台的胸前和发际，从镜中被层层反射，制造出超现实主义作品一般的幻影效果。
钻石在最小的体积中蕴含强烈的光芒，她为钻石选择了几个最能增益其光芒的主题：星星、羽毛、蝴蝶结，还有光芒四射的太阳。电影导演罗伯特·布列松为展览册拍摄了5幅冷灰色调的极简风格的照片，展现彗星胸针、流苏和喷泉项链、蝴蝶结项链和黑色领结胸针等作品奢华与精致中经典的简洁感。
接受1932年11月巴黎《强硬报》（L'Intransigeant）采访时，香奈儿清楚解释了自己的珠宝设计原则：“这些珠宝不再盲从立体派的造型主张，流于僵硬矫饰。有几条项链是没有搭扣的开放式设计，是为了贴合脖子的弧度，缠绕于手指的戒指，手镯沿着手臂的弧线垂落，总之珠宝必须和女人以及她的服装融为一体。”
“我希望我的珠宝轻盈贴合，犹如缠绕在女子纤指上的柔软缎带，而且易于拆分，满足不同场合的佩戴需要。过去珠宝设计先要有画稿，而我的设计先有创意。”
虽然轰动一时，这些钻石作品在展出后很快被拆解和归还，只有一件胸针存世，变成了一段几乎被遗忘的历史。在今年“巴黎古董双年展”上，香奈儿公司用一个纪念性的“1932”顶级珠宝系列，重新演绎了80周年前那些昙花一现的作品。除了彗星、太阳、流苏、蝴蝶结和羽毛等标志性图案，还有一条华丽的狮子主题长项链，发晶雕刻的浅黄色狮子横跨在钻石彗星上，底下挂一颗32克拉黄钻，同样的狮子和彗星图案也被用在一枚黄钻及白钻镶嵌的胸针上。
香奈儿出生于1883年8月19日，狮子座，从1920年第一次威尼斯旅行中标志性的狮子雕塑中，她找到了这个与她的生命相关的象征符号。星星图案是另一个贯穿她一生的符号，从天主教会的影响到毕达哥拉斯几何学说，从奥巴辛修道院马赛克地面上的图案到1965年的星星刺绣晚礼服，蕴含冲破黑暗与阴影的能量。1938年她摄于法国南部LaPause别墅的一张斜靠床头的照片上，铁艺花卉图案的床头就悬挂着一颗巨大的五角形星星。
她曾经说过：“没有象征符号，就一无所有。”她用狮子、星星、山茶花、蝴蝶结、麦穗、幸运数字五等符号和象征构造自己的神话。无论在她的首饰、香水、寓所还是她的信仰，她把自己包围在这些符号中。
从旺多姆广场往南，康朋街是一条和圣·奥诺雷大街垂直的狭窄街道。从外观看，作为香奈儿总店的康朋街31号是一座整洁的白色四层楼房，与相邻的楼房连成一片，向外伸出的白色遮光帘上简单地印着黑色的双C符号和Chanel这几个字母。香奈儿的寓所位于一层店铺及二层高级时装沙龙上面，一道盘旋的镜梯连接了整个四层的空间。
一进寓所的门厅就有点让人目眩神迷起来，直接贴在墙上的中国刻漆屏风赭红的底色上刻金黄色凤凰花鸟图案，与屏风相邻的落地镜面隐蔽了背后的门，并将水晶吊灯和屏风图案层层反射。一对穿棕色长靴的威尼斯摩尔人雕像立在通往客厅两扇门的前侧，一个迎宾，一个送客。入口左侧，中式倚墙小桌上方挂18世纪普鲁士的双头鹰八角镜，桌子斜前方放一张白色缎面安乐椅。1937年德国摄影师霍斯特拍摄的一张著名照片就是香奈儿侧着脸斜躺在这张缎面椅上，右手异常优雅地夹半根烟。
进入客厅之后，最显眼的仍然是长沙发两侧的刻漆屏风。从巴黎郊外古董店发现一扇名为“失欢”的中国屏风之后，香奈儿一生陆续收藏了30多架刻漆屏风。沙发背后和左侧的墙面书架上整齐地排列着黑色或暗红色烫金皮革封面的书籍，像是古董书店里的书架。其中绝大部分是法国名著。如果仔细看，可以找到拉罗什富科、拉布吕耶尔、拉辛、圣西门、卢梭、伏尔泰以及古罗马圣奥古斯丁、希腊哲学家布鲁达克等名字。侧墙书架上摆一小尊日本漆木佛像，佛像的右手特意加了一串花来掩饰手指的断裂。
在这张浅褐色鹿皮长沙发上，香奈儿用大量的阅读来满足她对世界的好奇心。她说过：“我最美的旅行是在这张长沙发上经历的。”她在阅读和梦想中旅行，就像她从没有来过中国，却从书籍和包围她的中式家具中游历了诗意的中国。
由女性图腾框架构成的壁炉在长沙发的对面，炉台上鲍伊·卡帕送给她的木雕佛像、斯特拉文斯基赠送的东正教铜雕圣像、无头无臂的维纳斯半身大理石像连同对称的金色狮子和麦穗雕塑拥挤在一起。壁炉架前摆一对米西娅·塞尔特送给她的雄鹿和雌鹿，珠宝工匠罗伯特·古森将一簇金色的麦穗变成一张玻璃圆桌的支架。
她说“室内空间是一个人灵魂的延伸”，在这个丰富膨胀、不拘一格、东西方的混合空间里，存在着与她本人的相似之处。一些更加巴洛克风格的偏爱来自她的威尼斯旅行和塞尔特夫妇的影响，闪闪发光的水晶、大量的镜子、黑色和金色的东西。她把帆布漆成金色，贴在房间的墙面上。
1921年圣诞夜，保罗·莫朗曾经和萨蒂、布拉克、毕加索、谷克多等人一起到康朋街的时装沙龙参加圣诞聚餐。他在《香奈儿的态度》书中写道：“在众多宾客的喧嚷背后，香奈儿的脸上谨慎中透着无限魅力，而她的羞怯让人没缘由地感动——或许是因为她新近服丧。看起来有点飘忽不定的香奈儿仿佛怀疑起自己的生命，再也不肯相信幸福，我们对她迷恋不已。”
在香奈儿的这个私密世界里，可见之物与不可见之物以一种微妙的方式联系在一起。她称鲍伊·卡帕“是我唯一爱过的人”，鲍伊教给她爱上白色山茶花、中国刻漆屏风、东方的家具及装饰品。1919年鲍伊因车祸去世之后，她不断地用这些道具重新建造他们之间爱情的布景，似乎它们代表了两人曾经有过的幸福。
勃艮第圣母子石像、日本漆木佛像、用于宗教仪式的水晶十字架、飞天神像的日本彩绘丝画，寓所里的这些物品都是与对鲍伊的追忆有关，虽然不是来自他的赠予。香奈儿生前保存了一本鲍伊写过的笔记本和两件他送给她的中国家具：一个御座的底座和一件大红色婚柜。她在御座前面用屏风改装的小桌子上放了一块陨石，她喜欢这件从天上坠落的东西，经常出于迷信去抚摸它。她相信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鲍伊仍然在保护着她。
这间位于三层的寓所由客厅、书房和小餐厅组成，但是没有卧室。她在这里工作、生活和接待客人，但从不在此过夜。继意外身亡的鲍伊·卡帕之后，1935年她的情人保罗·伊里布又在她的乡间别墅猝死。她亲眼看见他倒在地上，死在救护车里。这个景象后来不断地萦绕在她的脑海里，激起一些童年的痛苦回忆。她那被父亲遗弃的母亲的临终情景，她的两个姐姐的自杀都变成难以逾越的死亡和幽魂的纠缠，她开始受失眠的折磨。
就这样，她每天晚上从康朋街回到丽兹酒店的客房里睡觉，与其他人的房间相邻，她才觉得安心。开始是朝向旺多姆广场的套房，“一战”后搬到了更小一些的客房。从1935到1971年去世，她每天晚上服用一种吗啡提取物Sedol帮助睡眠。她曾经尝试在康朋街寓所改装了一间卧室，后来她向朋友承认说：“我做不到，我感到非常害怕。”
从巴黎芳登广场18号香奈儿珠宝店的三层沙龙窗口向外眺望，正好可以看到对面的丽兹酒店，著名的“香奈儿套房”就在其中一个方格窗户后面。这家1898年开业的奢侈酒店如今正以1.4亿欧元的预算，进行两年的歇业翻新，门口灰色的挡板遮挡住正在作业的工地和吊车，让本来不大的芳登广场看起来有几分凌乱。
嘉柏丽尔·香奈儿有一张老照片，是站在丽兹套房的铁栏杆阳台上拍的，以广场上的青铜纪念柱为背景，她目光注视的方向正好是现在的香奈儿珠宝店的位置。巧合不止于此，珠宝店占据的这座老楼是香奈儿公司在1997年买下的，过去充当过威斯敏斯特银行的办公楼。并非刻意怀旧，从芳登广场到丽兹酒店，再到不远处的圣·奥诺雷街29号和康朋街31号，很容易就走回香奈儿七八十年前的轨迹和故事中去了。
关于香奈儿的旧事，好像离不开她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那几段情史、几个男人：法国乡绅巴勒松、小名“鲍伊”的英国绅士亚瑟·卡帕、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堂弟迪米特里大公、当时英国最富有的威斯敏斯特公爵等等。但另一方面，她的私人生活与她的设计品味、风格和感受力之间确实密切相关，混合了英国式的淡然、法国式的内敛以及俄罗斯的华丽。她与考克多、毕加索、达利、佳吉列夫等艺术家的友情，也推动着她的审美与风格的演变。
香奈儿最爱回忆的片段之一是：“既然你这样坚持，那么我就带你去一位英国裁缝那里，定做一件你可以一直穿着的优雅衣服。鲍伊曾这么对我说，康朋街的一切从此开始。”俊朗的鲍伊·卡帕是个英国商人，具有广阔的文化背景和奇特的个性，还有一支马球队。1913年，他资助她在康朋街上开了第一家帽子店。
与威斯敏斯特公爵的恋爱关系开始于1924年，香奈儿将自己对斜纹软呢套装的热爱归功于在公爵“怒鲨号”和“飞云号”游艇上的度假经历，几次出海也促使她设计出看似朴素无华的水手服和贝雷帽。威斯敏斯特常年穿同样的衣服，一件西服外套穿了25年，他身上没有任何崭新的东西。他教会她另一种形式的简单，内在和超然的贵族态度。
与英格兰最富有的男人在一起7年间奢侈靡丽的生活，加深了她对自然的优雅和深藏不露的奢侈的理解。她说“奢侈是那些不被看见的东西”，“奢侈的反面不是贫穷，而是庸俗”。她相信自己能够超越社会阶层及其价值观之间的对立，找到某种将简洁与奢华巧妙融合的形式。
类似“看不见的奢侈”的态度也被她用在珠宝上：“重要的不是克拉，而是一种幻想。”还有一句更加诗意的话：“应该以纯真无邪的眼光来看待珠宝，如同坐在疾驰的车里，欣然见到路旁一株盛开的苹果树。”
1924年，香奈儿尝试设计了一个“服饰珠宝”系列，也就是假珠宝，让女人不必再根据丈夫或情人的财力购买首饰。当时她与巴黎最好的琉璃作坊之一Gripoix合作，他们有一种独家工艺，能够让多次处理的琉璃呈现出她喜爱的珍珠光泽。“以假乱真的珠宝是无可比拟的，为什么要被美丽的石头迷住呢？那不如在脖子上挂一张支票。”
罗兰·巴特曾用“bathmologie”一词表达对既定价值观的质疑，摒除先入为主和理所当然的既定性——“退一步重新审视：审视某种意图、某种意象或是某个物体，颠覆我们原先可能做出的判断。”香奈儿不迎合约定俗成套路的设计方法，可以说是对“bathmologie”概念的一种诠释，这种与时尚普遍定义的差异性同样体现在她的珠宝设计上。
尽管如此，她自己对珍贵宝石的痴迷依然以一种个人方式保持着，每段情史都会为她带来具有象征意义的珠宝，串在一起便能描绘出一生的大致轮廓。她留下的每张肖像照片中，几乎都有引人注目的项链、手镯或戒指，她像护身符一样佩戴那些宝石，比起钻石似乎更偏爱祖母绿、蓝宝石和红宝石。
她最著名的两条项链是来自威斯敏斯特公爵和保罗·伊里布（PaulIribe）的礼物，由红宝石、大颗珍珠和祖母绿串成的伊里布项链上刻着1934年9月的日期。威斯敏斯特公爵那条更引人注目的项链由30多颗方形祖母绿组成，中间巨大的祖母绿吊坠四周围绕花形切割钻石，可以拆分成手镯和胸针。通常她用祖母绿来搭配简单的羊毛套衫或小黑裙，1964年卡蒂埃·布勒松为她拍摄的寓所肖像中，她就佩戴着那枚祖母绿胸针，下面加了三颗点缀的珍珠。
“我很愿意佩戴珠宝，因为它们在我身上看起来总像是赝品。”她把公爵赠送的奢华珠宝与假珠宝混在一起，变成一种混搭的时尚。她为自己设计过一对扣式耳环，160颗钻石花瓣围绕一颗完美的珍珠，后来又设计了同款胸针，却是用水钻镶嵌的服饰珠宝。
从珠宝设计来看，总体上她钟情巴洛克和拜占庭的风格，相对夸张的体积，刻意寻求的不规则感和粗犷质感，在黄金和彩色宝石的绚丽中呈现热情的色泽。她为自己制作过一只名为“马赛克”的手镯，宽大的黄金手镯上镶嵌了199颗彩色宝石。
她与西西里贵族佛杜拉公爵（FulcodiVerdura）合作过一款镶嵌宝石的珐琅铐式手镯，中间镶一个马耳他十字，宝石的光彩与珐琅暗哑的白色色泽形成对比，变成当时她最有代表性的首饰作品之一。后来，她在设计中不断使用马耳他十字这个与童年修道院生活有关联的符号，比如镶嵌碧玺、橄榄石、黄水晶和黄玉的十字形黄金胸针等。
1932年11月，全球经济还没有完全走出大萧条，香奈儿在她位于巴黎圣·奥诺雷街29号的家中，举办了一场以钻石为主题的珠宝展“BijouxdeDiamants”，由伦敦钻石公会提供她创作的钻石当时价值超过2000万法郎。过于奢华富丽的珠宝展不仅轰动巴黎，而且引来各国媒体250多篇褒贬不一的报道。
作为展览册，香奈儿写了篇小短文解释自己的初衷：“在我的行业中，要用丰富多变的手法来体现真正的时尚精神。我最初创作服饰珠宝，是因为在那个竞相夸耀奢华的年代，服饰珠宝不带傲慢之气。经历了经济萧条时期之后，这种想法慢慢退却，对真切事物的渴望再度苏醒。”
当时的展览场景留下了不少黑白照片，在她装饰华丽、悬挂洛可可风格壁灯和吊灯的客厅里，黑色大理石底柱上安放着半身蜡像人台。这些蜡像做得几乎与真人无异，发型是香奈儿式的俏丽短发，面带精致的妆容，或低头凝视，或嫣然巧笑。以长阶梯形切割钻石镶嵌的项链、胸针和发冠闪烁在蜡像人台的胸前和发际，从镜中被层层反射，制造出超现实主义作品一般的幻影效果。
钻石在最小的体积中蕴含强烈的光芒，她为钻石选择了几个最能增益其光芒的主题：星星、羽毛、蝴蝶结，还有光芒四射的太阳。电影导演罗伯特·布列松为展览册拍摄了5幅冷灰色调的极简风格的照片，展现彗星胸针、流苏和喷泉项链、蝴蝶结项链和黑色领结胸针等作品奢华与精致中经典的简洁感。
接受1932年11月巴黎《强硬报》（L'Intransigeant）采访时，香奈儿清楚解释了自己的珠宝设计原则：“这些珠宝不再盲从立体派的造型主张，流于僵硬矫饰。有几条项链是没有搭扣的开放式设计，是为了贴合脖子的弧度，缠绕于手指的戒指，手镯沿着手臂的弧线垂落，总之珠宝必须和女人以及她的服装融为一体。”
“我希望我的珠宝轻盈贴合，犹如缠绕在女子纤指上的柔软缎带，而且易于拆分，满足不同场合的佩戴需要。过去珠宝设计先要有画稿，而我的设计先有创意。”
虽然轰动一时，这些钻石作品在展出后很快被拆解和归还，只有一件胸针存世，变成了一段几乎被遗忘的历史。在今年“巴黎古董双年展”上，香奈儿公司用一个纪念性的“1932”顶级珠宝系列，重新演绎了80周年前那些昙花一现的作品。除了彗星、太阳、流苏、蝴蝶结和羽毛等标志性图案，还有一条华丽的狮子主题长项链，发晶雕刻的浅黄色狮子横跨在钻石彗星上，底下挂一颗32克拉黄钻，同样的狮子和彗星图案也被用在一枚黄钻及白钻镶嵌的胸针上。
香奈儿出生于1883年8月19日，狮子座，从1920年第一次威尼斯旅行中标志性的狮子雕塑中，她找到了这个与她的生命相关的象征符号。星星图案是另一个贯穿她一生的符号，从天主教会的影响到毕达哥拉斯几何学说，从奥巴辛修道院马赛克地面上的图案到1965年的星星刺绣晚礼服，蕴含冲破黑暗与阴影的能量。1938年她摄于法国南部LaPause别墅的一张斜靠床头的照片上，铁艺花卉图案的床头就悬挂着一颗巨大的五角形星星。
她曾经说过：“没有象征符号，就一无所有。”她用狮子、星星、山茶花、蝴蝶结、麦穗、幸运数字五等符号和象征构造自己的神话。无论在她的首饰、香水、寓所还是她的信仰，她把自己包围在这些符号中。
从旺多姆广场往南，康朋街是一条和圣·奥诺雷大街垂直的狭窄街道。从外观看，作为香奈儿总店的康朋街31号是一座整洁的白色四层楼房，与相邻的楼房连成一片，向外伸出的白色遮光帘上简单地印着黑色的双C符号和Chanel这几个字母。香奈儿的寓所位于一层店铺及二层高级时装沙龙上面，一道盘旋的镜梯连接了整个四层的空间。
一进寓所的门厅就有点让人目眩神迷起来，直接贴在墙上的中国刻漆屏风赭红的底色上刻金黄色凤凰花鸟图案，与屏风相邻的落地镜面隐蔽了背后的门，并将水晶吊灯和屏风图案层层反射。一对穿棕色长靴的威尼斯摩尔人雕像立在通往客厅两扇门的前侧，一个迎宾，一个送客。入口左侧，中式倚墙小桌上方挂18世纪普鲁士的双头鹰八角镜，桌子斜前方放一张白色缎面安乐椅。1937年德国摄影师霍斯特拍摄的一张著名照片就是香奈儿侧着脸斜躺在这张缎面椅上，右手异常优雅地夹半根烟。
进入客厅之后，最显眼的仍然是长沙发两侧的刻漆屏风。从巴黎郊外古董店发现一扇名为“失欢”的中国屏风之后，香奈儿一生陆续收藏了30多架刻漆屏风。沙发背后和左侧的墙面书架上整齐地排列着黑色或暗红色烫金皮革封面的书籍，像是古董书店里的书架。其中绝大部分是法国名著。如果仔细看，可以找到拉罗什富科、拉布吕耶尔、拉辛、圣西门、卢梭、伏尔泰以及古罗马圣奥古斯丁、希腊哲学家布鲁达克等名字。侧墙书架上摆一小尊日本漆木佛像，佛像的右手特意加了一串花来掩饰手指的断裂。
在这张浅褐色鹿皮长沙发上，香奈儿用大量的阅读来满足她对世界的好奇心。她说过：“我最美的旅行是在这张长沙发上经历的。”她在阅读和梦想中旅行，就像她从没有来过中国，却从书籍和包围她的中式家具中游历了诗意的中国。
由女性图腾框架构成的壁炉在长沙发的对面，炉台上鲍伊·卡帕送给她的木雕佛像、斯特拉文斯基赠送的东正教铜雕圣像、无头无臂的维纳斯半身大理石像连同对称的金色狮子和麦穗雕塑拥挤在一起。壁炉架前摆一对米西娅·塞尔特送给她的雄鹿和雌鹿，珠宝工匠罗伯特·古森将一簇金色的麦穗变成一张玻璃圆桌的支架。
她说“室内空间是一个人灵魂的延伸”，在这个丰富膨胀、不拘一格、东西方的混合空间里，存在着与她本人的相似之处。一些更加巴洛克风格的偏爱来自她的威尼斯旅行和塞尔特夫妇的影响，闪闪发光的水晶、大量的镜子、黑色和金色的东西。她把帆布漆成金色，贴在房间的墙面上。
1921年圣诞夜，保罗·莫朗曾经和萨蒂、布拉克、毕加索、谷克多等人一起到康朋街的时装沙龙参加圣诞聚餐。他在《香奈儿的态度》书中写道：“在众多宾客的喧嚷背后，香奈儿的脸上谨慎中透着无限魅力，而她的羞怯让人没缘由地感动——或许是因为她新近服丧。看起来有点飘忽不定的香奈儿仿佛怀疑起自己的生命，再也不肯相信幸福，我们对她迷恋不已。”
在香奈儿的这个私密世界里，可见之物与不可见之物以一种微妙的方式联系在一起。她称鲍伊·卡帕“是我唯一爱过的人”，鲍伊教给她爱上白色山茶花、中国刻漆屏风、东方的家具及装饰品。1919年鲍伊因车祸去世之后，她不断地用这些道具重新建造他们之间爱情的布景，似乎它们代表了两人曾经有过的幸福。
勃艮第圣母子石像、日本漆木佛像、用于宗教仪式的水晶十字架、飞天神像的日本彩绘丝画，寓所里的这些物品都是与对鲍伊的追忆有关，虽然不是来自他的赠予。香奈儿生前保存了一本鲍伊写过的笔记本和两件他送给她的中国家具：一个御座的底座和一件大红色婚柜。她在御座前面用屏风改装的小桌子上放了一块陨石，她喜欢这件从天上坠落的东西，经常出于迷信去抚摸它。她相信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鲍伊仍然在保护着她。
这间位于三层的寓所由客厅、书房和小餐厅组成，但是没有卧室。她在这里工作、生活和接待客人，但从不在此过夜。继意外身亡的鲍伊·卡帕之后，1935年她的情人保罗·伊里布又在她的乡间别墅猝死。她亲眼看见他倒在地上，死在救护车里。这个景象后来不断地萦绕在她的脑海里，激起一些童年的痛苦回忆。她那被父亲遗弃的母亲的临终情景，她的两个姐姐的自杀都变成难以逾越的死亡和幽魂的纠缠，她开始受失眠的折磨。
就这样，她每天晚上从康朋街回到丽兹酒店的客房里睡觉，与其他人的房间相邻，她才觉得安心。开始是朝向旺多姆广场的套房，“一战”后搬到了更小一些的客房。从1935到1971年去世，她每天晚上服用一种吗啡提取物Sedol帮助睡眠。她曾经尝试在康朋街寓所改装了一间卧室，后来她向朋友承认说：“我做不到，我感到非常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