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母狮子带着她的饥肠辘辘的四个孩子找食物。母狮子发现树杈上有豹子吃剩下的半个羚羊，它就奋力爬到树上帮孩子搞到了那难得的佳肴，可狮子在树上活动的的本领差，勉强上去，下不来了，可怜的狮子妈妈在下树的过程中摔死了。半个羚羊没有填报四个小狮子的胃，正当它们舔着舌头等食物时，妈妈的尸体横卧在了树下。不由分说，它们一起扑向妈妈美餐一顿。这是一个悲惨的故事，我们从中明白了动物之所以是动物，或者说永远是动物道理，因为它们没有思想，它们不知道“我是谁”，“它是谁”，“它和我是什么关系”。至于那吃奶、玩耍、捕食、逃跑……都是出于生理需要的本能反应。我猜想小狮子的眼里活着的妈妈只是一个能给它们提供食物的对象，它们牢牢地跟着妈妈，如同跟着流水就能找到草原，进而找到鹿群、牛群一样，至于它们和妈妈之间的来龙去脉，小狮子是糊涂的。当妈妈摔死，这具尸体就变成了和那半个羚羊一样的肉，是可以充饥的食物，它们吃的是食物，妈妈是人给母狮子给予的头衔，小狮子不明白。
　　
　　我忽然明白，屠杀这一只羊，那一只羊叫唤的原因不是他从同伴身上看到了自己的下场，而是那一只脖子上挨了刀子的羊发出的惨叫声，引起了它的条件反射，它也跟着悲鸣。就如同一只公鸡半夜打鸣，全村的公鸡都跟着“喔喔”；一只狗对着太阳狂吠，全村的狗跟着“汪汪”一样。他们不明白，不思考“半夜打鸣”和“对日狂吠”是“个体错误”，他们只知道“群体起哄”，因为“从来如此”。倘若用绳子绑了被杀的那只羊的嘴使它发不出惨叫，那在刀子前待毙的那只羊会若无其事地吃草。羔羊跪乳不是要报恩，那是人们为了教育后代树立的比较对象，倘若母羊个子高，羔羊一定站着吃奶。鹦鹉学舌，口齿再伶俐，它的发音算不上语言，因为语言是思想的外壳，鹦鹉没有思想；小狗做算术，速度再快，他的表演算不上数学，因为数学需要高度的抽象，小狗没有思想，哪会抽象？按照达尔文的进化论推断：既然人是由猴子进化来的，那么人类社会已有几十万年的历史，那猴群虽然赶不上人类的文明程度，但他们应该达到元谋人、山顶洞人、北京人的智力水平。可他们仍然是猴子，和人类智慧相差甚远的猴子，给元谋人当小学生都考试不及格的猴子。如果不推翻达尔文的进化论，猴子缺乏的是思想。从树上下到地面的猴子，“采粟”充饥，这是动物的求生之路，“种粟”充饥这是人类思想火花的闪现；成群结队地追赶野牛和野狗捕食没什么两样，用棍子、石头远距离投掷，挖陷阱活捉、饲养那是真正的人类智慧。“思想”是“类人猿”和“类猿人”的分水岭，长相多像人，没有“思想”只能是很像“人”的“猿”；同样，长相多像猿，一旦有了“思想”，就成了很像“猿”的“人”。牛群和狮子群形影不离，狮子饿了，捕杀一头牛，吃饱以后，双方相安无事。牛不会记仇，狮子也不会把牛圈起来为下一顿做准备。几个狮子在捕杀一头牛的时候，其他牛是不理睬的，它们只会当逃兵，不知道互救，虽然它们有坚硬的犄角；狮子吃不了一头牛，就将残骸留给狼、狐狸、野猪，不知道带走，尽管他有强健的体魄。生物学家说这是和谐，其实这是动物的蒙昧，这是“思想”的匮乏。体魄的强壮算不了什么，“思想”的出众才能称得上王。
　　
　　人类历史的每一次大飞跃，都要涌现出一些思想巨人。大泽乡起义与其说是被压迫阶级第一次向统治者挑战，还不如说成是下层灵魂的觉醒。那年月，奴隶和布帛马匹之间可以交换，奴隶在奴隶主的精神麻痹下，认为他们过牛马般的生活是天经地义的事。陈胜吴广率先觉醒，喊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那一句响彻云霄的口号。不要小瞧这句口号，他是下层平民主体意识的觉醒，是农奴意识到自己和王侯将相一样平等的人后思想火山的喷发。有了思想，才会有“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的目标，才有卜者书帛置鱼腹，篝火，狐鸣，计杀两尉，揭竿为旗，斩木为兵等行动。《陈涉世家》中对这一次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的描写，很注重通过领袖陈胜吴广的思想和策略的叙述表现其过人之处，也许这位史学家把“陈、吴”没有列入“盗匪”的原因就是推崇他们的思想。
　　
　　司马迁敢于奋笔直书当代史实，这是“勇气”，他的著作体现出很强的人民性、科学性，那是“思想”。历史著作浩如烟海，史官多如牛毛，但能够用心灵，用思想写作的不多。《史记》的独特性不在事实真实，而在于作者通过记述历史表达自己的心声。为失败的项羽立传，这种做法在刘汉王朝不能说不是一种冒险，歌颂汉高祖的死敌能不引起汉武帝的惊诧吗？但为项羽叹息难道不是为李陵叫屈的折射。司马迁的躯体辱受宫刑，但他的思想从未屈服，腰是弯曲的，灵魂是直立的。项羽乌江自刎随口唱起的一曲悲凉的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我推测可能是杜撰，项羽是个粗人，在那十万分危急的时刻吟诵出如此撼人心魄的句子很不可能的，有人记录更不可能，但司马迁用他的心灵体悟西楚霸王的情感，把生离死别，壮志未酬的情怀写得何其悲壮。历史著作都可以虚构，使其达到艺术的真实，这是司马迁的创造，读者能认可，是因为他有融入了作者思想后带来了审美愉悦。司马迁首先是“思想家”其次是“史学家”，“文学家”是附属于“思想家”的。
　　
　　鲁迅是文豪，有人提出异议——因为审美角度不同，但你说鲁迅是思想家，几乎没有人反对。他一生都在批判国民的劣根性，从来没有停止过思考。现在谈起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我们也许会脱口而出“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等观点，但在鲁迅生活的年代，新文化运动的先驱高举“反封建”的大旗，大力推行西方的“民主”“科学”，他们极容易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全盘吸收外来文化，鲁迅及时地提出“拿来主义”是何等的高瞻远瞩？孔子走了几千年了，《论语》仍然活在国人乃至世人心中；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还在证明着马克思的《资本论》和《经济学》；前年楼市飞涨、去年大蒜价格飞涨、今年食品价格整体飞涨，使你不由得想起列宁“帝国主是垄断的资本主义”的判断；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更使我们明白邓小平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科学论断。巨人的思想不是个人的专利，他是全人类的财富。
　　
　　社会学家用思想统治人类，科学家更是用思想探索自然。小草割破了鲁班的手，鲁班用思想发明了锯子；阿基米德洗澡从溢出的水想到了判断皇冠真假的办法，浮力找到了；苹果打在牛顿的头上，牛顿有思想，万有引力定律诞生了；水壶里的开水掀起了壶盖，瓦特用思想使蒸汽机带来了工业革命；那个伽利略在教堂里磕头，思想的眼睛却盯着挂钟，单摆的等时性被认识了……每一个科学家都在琐事堆砌成的舞台上上演思想传奇，每一个思想传奇又会使人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大幅度提升。难怪罗丹的绘画《思想者》成为世界经典，因为它道出了人伟大的根源。帕斯卡说：“人是能够思想的芦苇”，在强大的自然面前，人的渺小如同轻飘飘的一根芦苇，但这根芦苇因为他有思想，他可以用思想主宰宇宙，他就成了最强大的芦苇，人的力量不在别的，在于“思想”。
　　
　　普通人可以平凡，但思想不能贫乏。两个叫花子到一家餐馆讨饭，老板说：“出去，面价涨了，我哪来饭给你吃！”一个叫花子知道没饭吃，到别的地方讨去了。另一个叫花子却追问老板：“鸡蛋价涨了吗？”——因为他的破庙里有讨来的鸡蛋。“涨了，高出原来的两倍，你这个叫花子，要贩鸡蛋？”这个叫花子立刻跑回破庙把自己的鸡蛋卖了，用换来的钱收购其他叫花子讨来的鸡蛋，其他叫花子争着给他卖鸡蛋，从来不考虑他用鸡蛋干什么，一个月以后，这个贩鸡蛋的叫花子成了鲜蛋收购店的老板，他的同伴们却仍然抱着讨饭棍蹿街。弟弟大学毕业不服从分配，我说他大学白上了，他说：“百万富翁变成叫花子后，一两年就不是叫花子，因为他交了些百万富翁做朋友，更重要的是他有不当一辈子叫花子的思想。”弟弟现在日过得熨帖，是大学教育给了他思想，他是思想的强者。
　　
　　同学两口子闹矛盾，都想取得孩子的理解，各自在孩子面前絮叨自己的不容易，对方的不争气，结果孩子不知所从，学习成绩一落千丈，还不时逃学，只得向我讨招。我批评他们不动脑子，谁愿意听别人老说自己的亲爸亲妈不好？他们明白了我的意思，改说对方不容易，专挑对方的优点在孩子面前夸奖，最后都赢得了孩子的尊重，两口子的关系也缓和了，现在一家三口，其乐融融。
　　
　　女孩子上学时单纯、爱美、善良，连走路都怕踩死蚂蚁，别人砍树她能感觉到“树会疼的”，她们最喜欢用鄙夷的目光骂周围的人素质低，没文化，没品位。可一旦成了婆姨，生活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就会把她累垮，你仔细研究，婚后的女人先从品位上倒掉，他们垮台的第一步是追风，不愿意看日出，记不起翠鸟的颜色，听不见小河在唱歌，脑子里想的多是时装架子上的款式和色彩，化妆品的“奇特”功效。街上流行红裙子，长腿、短腿、粗腿、细腿、黑退、白腿都穿红裙子；流行爆炸式发型，圆脸、扁脸、长脖子、短脖子都“爆炸”。追风是传染病，得了追风病的人最没有“思想”。没有“思想”生活就庸俗了，攀比的对象也俗不可耐。高中时和我同在文学社的一位女生，才华出众，当了某杂志社的编辑，按说不俗，结果见了我开口股市，闭口行情，说当了妈妈的女人都脚踏实地了。这“脚踏实地”其实是已经庸俗了，庸俗的背后是没有思想了，开始追风了，她那个作家梦也永远是个梦了。奇怪的是她的生活切合实际了，品位却降低了，整天絮叨絮叨，作家丈夫和她离了，后找了个经理丈夫包二奶了，幸福并没有因为她的“脚踏实地”而光临，反倒挥手和她作别了。没票子，没房子，没车子不可怕，最可怕的是没脑子。
　　
　　你要干一番事业需有思想，要过较高质量的生活还得需有思想，思想好比汽油，飞机要上天需用它，汽车要奔跑需用它，尽管有了它不一定就能飞、能跑，但飞和跑首先得用它，因为它能提供飞和跑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