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和他的女人们
2012-7-10 10:43:41 来源：oddangle 我要评论（）
奥利维尔·托德曾有一次问萨特，这位德国血统的知识分子兼加缪的资深对手，加缪的哪一部书最深得他心，他回答说：“《堕落》，因为加缪在这本书里把自己隐藏了起来。”
随着托德给加缪写的自传《阿尔伯特的一生》的出版，托德对这位出身于阿尔及利亚贫民窟，在43岁时成为史上第二年轻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孩子做出重要的揭露。此前从未出版的书信表明，他也曾沉湎于女色。
《堕落》（1956）是一个久负盛名的巴黎律师因未能帮助一个溺水的妇女而陷入危机后的忏悔。“溺水的女人”原型是加缪的第二任妻子弗朗辛，她患有精神障碍。作为加缪两个孩子的母亲，加缪觉得弗朗辛如果能能像御姐那样对待他，给予他情欲上的自由会更合适。几年中她看上去适应了这种关系，然后她崩溃了。托德在书中写道，弗朗辛告诉丈夫加缪：“那本书是你欠我的。”加缪默认了。
托德在加缪自传中揭露的他对女性的痴迷，对读过加缪早期作品的人来说并不意外。在加缪28岁写著的《西西弗斯的神话》中，他笔下的唐璜，读起来既像是在忏悔，也像是对未来策略的一份宣言：“这是因为唐璜对所有女人都投入同样的激情，每次都投入全部的自我，重复他的才华和深沉的呼告。”加缪写道。
“为什么爱的次数少对于爱得深沉来说那么重要？”他问。另外，“唐璜的爱情体现的是数量上的道德，然而那些圣人，相反却总是追求质量。”
他把这种爱情哲学进一步发展，宣称一位母亲或被宠溺的妻子必须有一颗“与世隔绝的心”，因为把自我寄托于一个对象等于“离开了世界”。但唐璜的爱是自由的。
1959年12月，加缪对女性的迷恋达到了顶峰。12月29日，他写信给情妇，信中说他将结束和妻子儿女的度假，从路马兰回到巴黎：“这次令人难以忍受的分离至少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感觉到彼此之间的永恒需求。”第二天他写道：“我将在周二开车抵达巴黎。再见你的念头如此令人喜悦，我这一刻写着信便笑了出来。”一天后，他写道：“周二见，亲爱的，我已经在脑海中亲吻你，从心底祝福你。”此外，在纽约时他也写了一封情书，约定与情妇见面。
除了这不间断的情欲，这些情书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它们都是寄给不同的女人的。第一封寄给了一位年轻画家Mi；第二封写给凯瑟琳·赛勒斯；第三封写给蜚声国际的女演员玛利亚·卡萨雷斯，加缪和她偷情了16年，第四封纽约去信是给一位美国女人，帕特丽夏·布莱克。
在奥利维尔·托德接触到所有这些情书的五年中，他陷入了两难的困境。加缪所有信件的版权都属于他的遗产保管人--他的女儿凯瑟琳。“让子女们知道他们的父亲沉迷于女色是一回事，”托德说，“但给他们看证据是另一回事。”
加缪在他的婚礼前夜写了一封情书，是给和他激情似火的“伊冯”的。“我的人生可能就此浪费了，”他写道，“我的意思是，我得跟F，‘凯瑟琳的母亲’结婚。”托德说。对此，凯瑟琳·加缪没有提出任何异议。
第一个收到加缪写于十二月的情书的Mi那时候是一名年轻的丹麦画家。他们相遇的场合很寻常，1957年，加缪在花神咖啡馆向她搭讪。在和加缪有过激情的女性中，她是极少数和加缪一样，对足球充满激情的女性。
在被告知她已经消失在公众视野后，托德用了很不记者的一招：他在电话黄页里找到了她。她结婚后生了个女儿，然后离婚了。
加缪在1944年结识已小有名气演员的玛利亚·卡萨雷斯，她后来出演了让·谷克多的《俄耳甫斯》。她是一名从弗朗哥逃离的富有的西班牙共和党的女儿，激情，任性，聪明。可能能在所有和加缪有染的女人中，她是唯一一个和他拥有平等亲密关系的。托德补充说，“如果加缪是唐璜，玛利亚就是唐璜的女人。”
不久前去世的卡萨雷斯，在她出版的自传中坦率地回顾了她和加缪著名的情史，但她很有魄力地没有直接引用加缪写给她的上百封情书中的话。
然后是先锋派女演员兼戏剧导演凯瑟琳·赛勒斯。在托德的加缪传记出版后，詹姆斯·肯特对加缪的传记做了书签式整理并透过BBC2台播放，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片子里有一名演员在演《堕落》中的一个场景。这名演员是赛勒斯的丈夫。所以，加缪以前的情妇让她的现任丈夫饰演《堕落》的男主角，即另一种形式的加缪。
在纽约的情书是写给帕特丽夏·布莱克的。他在1946年访问美国时遇见了她。当时20岁的她是《时尚》杂志的广告文案。她成为了加缪在纽约的向导，并对他在狐步舞中和舞伴之间彬彬有礼的距离印象深刻。1957年，当加缪收到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时，布莱克正在巴黎和他共进午餐。他向她坦承，他感到窒息。
他完全有理由感到窒息。最常考虑政治干预的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最严峻的时刻，把这一荣誉授予一名“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加缪感到无法拒绝。几乎是立刻，他遭到了多数巴黎知识分子的嘲弄。（随后在60年代，萨特拒绝了诺贝尔奖）。
在那四封情书中许下的约会，加缪一个都没能实现。在和他的出版商兼好友米歇尔·伽利马开车返回巴黎的途中，汽车撞上一棵树，他当场死亡，年仅46岁。
加缪不属于对情人冷酷无情的巴黎知识分子，他的情感关系至关重要。“他和女人的关系要比萨特健康的多。”托德说，“他的感情相当动人。”
加缪不是个巴黎奇才。他是个工人阶级家庭的“黑仔”（出生于前法国殖民地阿尔及利亚，但拥有欧洲血统）。父亲在他还是个婴儿时死于战争创伤；母亲是个没有教育能力的打杂女佣，无论是情感上还是知识上。此外，他巨大的能量让人忽视了他患有的慢性结核病，以及他对生活永恒的狂热。他也在1934年和一个瘾君子西蒙尼有一场简短的，过早的，近乎于灾难的婚姻。
基于这一背景，察觉到加缪深厚的情感剥夺的基因并不困难，就像《局外人》（1942）中，看不清爱情核心、没有理由地干掉一个阿拉伯人的男主角投射的那种情感剥夺。然而要把悲惨的托辞加诸于像加缪这样拥有缜密诚实的人格，也难以让人信服：作为一个共产党，他不像萨特，在斯大林统治下的劳改营遭到曝光时他给予了谴责；作为被占领的巴黎为地下报纸工作的记者，战斗，耳作为共产主义高层发言人的萨特，却过着无忧无虑的知识分子的生活，享受着物质生活的安逸。
“把唐璜变成一个不道德者是一个错误，”加缪写道，“在这一层面上，他和所有人都一样。他的怜悯心和无情，都只是有自己的道德密码。”
随着托德给加缪写的自传《阿尔伯特的一生》的出版，托德对这位出身于阿尔及利亚贫民窟，在43岁时成为史上第二年轻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孩子做出重要的揭露。此前从未出版的书信表明，他也曾沉湎于女色。
《堕落》（1956）是一个久负盛名的巴黎律师因未能帮助一个溺水的妇女而陷入危机后的忏悔。“溺水的女人”原型是加缪的第二任妻子弗朗辛，她患有精神障碍。作为加缪两个孩子的母亲，加缪觉得弗朗辛如果能能像御姐那样对待他，给予他情欲上的自由会更合适。几年中她看上去适应了这种关系，然后她崩溃了。托德在书中写道，弗朗辛告诉丈夫加缪：“那本书是你欠我的。”加缪默认了。
托德在加缪自传中揭露的他对女性的痴迷，对读过加缪早期作品的人来说并不意外。在加缪28岁写著的《西西弗斯的神话》中，他笔下的唐璜，读起来既像是在忏悔，也像是对未来策略的一份宣言：“这是因为唐璜对所有女人都投入同样的激情，每次都投入全部的自我，重复他的才华和深沉的呼告。”加缪写道。
“为什么爱的次数少对于爱得深沉来说那么重要？”他问。另外，“唐璜的爱情体现的是数量上的道德，然而那些圣人，相反却总是追求质量。”
他把这种爱情哲学进一步发展，宣称一位母亲或被宠溺的妻子必须有一颗“与世隔绝的心”，因为把自我寄托于一个对象等于“离开了世界”。但唐璜的爱是自由的。
1959年12月，加缪对女性的迷恋达到了顶峰。12月29日，他写信给情妇，信中说他将结束和妻子儿女的度假，从路马兰回到巴黎：“这次令人难以忍受的分离至少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感觉到彼此之间的永恒需求。”第二天他写道：“我将在周二开车抵达巴黎。再见你的念头如此令人喜悦，我这一刻写着信便笑了出来。”一天后，他写道：“周二见，亲爱的，我已经在脑海中亲吻你，从心底祝福你。”此外，在纽约时他也写了一封情书，约定与情妇见面。
除了这不间断的情欲，这些情书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它们都是寄给不同的女人的。第一封寄给了一位年轻画家Mi；第二封写给凯瑟琳·赛勒斯；第三封写给蜚声国际的女演员玛利亚·卡萨雷斯，加缪和她偷情了16年，第四封纽约去信是给一位美国女人，帕特丽夏·布莱克。
在奥利维尔·托德接触到所有这些情书的五年中，他陷入了两难的困境。加缪所有信件的版权都属于他的遗产保管人--他的女儿凯瑟琳。“让子女们知道他们的父亲沉迷于女色是一回事，”托德说，“但给他们看证据是另一回事。”
加缪在他的婚礼前夜写了一封情书，是给和他激情似火的“伊冯”的。“我的人生可能就此浪费了，”他写道，“我的意思是，我得跟F，‘凯瑟琳的母亲’结婚。”托德说。对此，凯瑟琳·加缪没有提出任何异议。
第一个收到加缪写于十二月的情书的Mi那时候是一名年轻的丹麦画家。他们相遇的场合很寻常，1957年，加缪在花神咖啡馆向她搭讪。在和加缪有过激情的女性中，她是极少数和加缪一样，对足球充满激情的女性。
在被告知她已经消失在公众视野后，托德用了很不记者的一招：他在电话黄页里找到了她。她结婚后生了个女儿，然后离婚了。
加缪在1944年结识已小有名气演员的玛利亚·卡萨雷斯，她后来出演了让·谷克多的《俄耳甫斯》。她是一名从弗朗哥逃离的富有的西班牙共和党的女儿，激情，任性，聪明。可能能在所有和加缪有染的女人中，她是唯一一个和他拥有平等亲密关系的。托德补充说，“如果加缪是唐璜，玛利亚就是唐璜的女人。”
不久前去世的卡萨雷斯，在她出版的自传中坦率地回顾了她和加缪著名的情史，但她很有魄力地没有直接引用加缪写给她的上百封情书中的话。
然后是先锋派女演员兼戏剧导演凯瑟琳·赛勒斯。在托德的加缪传记出版后，詹姆斯·肯特对加缪的传记做了书签式整理并透过BBC2台播放，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片子里有一名演员在演《堕落》中的一个场景。这名演员是赛勒斯的丈夫。所以，加缪以前的情妇让她的现任丈夫饰演《堕落》的男主角，即另一种形式的加缪。
在纽约的情书是写给帕特丽夏·布莱克的。他在1946年访问美国时遇见了她。当时20岁的她是《时尚》杂志的广告文案。她成为了加缪在纽约的向导，并对他在狐步舞中和舞伴之间彬彬有礼的距离印象深刻。1957年，当加缪收到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时，布莱克正在巴黎和他共进午餐。他向她坦承，他感到窒息。
他完全有理由感到窒息。最常考虑政治干预的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最严峻的时刻，把这一荣誉授予一名“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加缪感到无法拒绝。几乎是立刻，他遭到了多数巴黎知识分子的嘲弄。（随后在60年代，萨特拒绝了诺贝尔奖）。
在那四封情书中许下的约会，加缪一个都没能实现。在和他的出版商兼好友米歇尔·伽利马开车返回巴黎的途中，汽车撞上一棵树，他当场死亡，年仅46岁。
加缪不属于对情人冷酷无情的巴黎知识分子，他的情感关系至关重要。“他和女人的关系要比萨特健康的多。”托德说，“他的感情相当动人。”
加缪不是个巴黎奇才。他是个工人阶级家庭的“黑仔”（出生于前法国殖民地阿尔及利亚，但拥有欧洲血统）。父亲在他还是个婴儿时死于战争创伤；母亲是个没有教育能力的打杂女佣，无论是情感上还是知识上。此外，他巨大的能量让人忽视了他患有的慢性结核病，以及他对生活永恒的狂热。他也在1934年和一个瘾君子西蒙尼有一场简短的，过早的，近乎于灾难的婚姻。
基于这一背景，察觉到加缪深厚的情感剥夺的基因并不困难，就像《局外人》（1942）中，看不清爱情核心、没有理由地干掉一个阿拉伯人的男主角投射的那种情感剥夺。然而要把悲惨的托辞加诸于像加缪这样拥有缜密诚实的人格，也难以让人信服：作为一个共产党，他不像萨特，在斯大林统治下的劳改营遭到曝光时他给予了谴责；作为被占领的巴黎为地下报纸工作的记者，战斗，耳作为共产主义高层发言人的萨特，却过着无忧无虑的知识分子的生活，享受着物质生活的安逸。
“把唐璜变成一个不道德者是一个错误，”加缪写道，“在这一层面上，他和所有人都一样。他的怜悯心和无情，都只是有自己的道德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