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我从保加利亚来到英国，看到所有招聘的工作都需要经验。报名表上有一个又一个的方框给我列举先前的工作。但是我所干过的仅仅是上学。我试图让那些页面空着。表格被返了回来。
　　
　　“你需要把它填了，小姑娘。”他们在职业介绍所告诉我。
　　
　　但是我才19岁，我现在还没什么能填的。
　　
　　“去找求职顾问，他们会帮你妥善处理的。”
　　
　　所以我就去了，尽管我不需要职业建议。我知道我想要份什么工作，他们却没在职业介绍所招聘。新闻工作是我与生俱来的感应。家里，爸爸在寻找一个新的每日广播节目；妈妈在广播业，保加利亚的世界服务。我能说三种语言，抛下一个英语学位课程来英国寻梦。现在我和丈夫住在德文郡的一所租来的寒冷房子里，离最近的公交站牌也有一英里。虽然我们没钱，但我从没想过申领救济金。我的事业仅仅是因为眼下情况暂停。等我一把情况打点好一切都会回到正轨。
　　
　　同时我需要一份工作。但这看起来却不可能——除非我曾有过工作，否则我找不到工作。人们是怎么打破这个循环的呢？他们是如何找到填在那些空白方框里的内容？我至今为止干过的只有上学和结婚啊。
　　
　　马克思和列宁都没太考虑人类要在感觉上优于别人、有更耀眼东西的基本欲望。
　　
　　“你没有过周六的工作或是别的什么吗？”职业所的女人好心地问，“想想看，什么都行，只要有，你就可以把它填到申请表里了。”
　　
　　我看着她，看到自己映在她的防角质框的眼镜上，太长的头发，太多纹路的牛仔裤，太陌生的口音。柏林墙前年倒塌，却需要更多的年份才能使柏林对管子工、保姆而言像东方，才能使英国的耳朵适应我们钢铁般的辅音。
　　
　　“什么都行？”
　　
　　“是啊，什么都行。你有没有给邻居家看过小孩？或者在你家花园找个摊位卖柠檬水？或者给慈善事务帮过忙？”
　　
　　我透过自己的仿角质框眼镜看着她。看她摇晃的耳环，厚重的项链。在保加利亚的家里，没人需要照看孩子的临时保姆。那是一个全部就业的社会：每个人都工作，不单单是爸爸，妈妈也要。所以我们都是带钥匙的儿童，没什么丢人的。但那时，退休年龄低——女人不超过55岁——这意味着周围永远有大量的奶奶婆婆。随便一个老女人，坐在你住宅楼外面的长椅上，确保你裙子不会太短、说话的时候没有嚼口香糖。有她们在旁边谁还需要临时保姆呢？
　　
　　至于卖柠檬水，我想过，上帝作证。我需要钱来做些事情，现在忘了是干什么了，但是我曾强烈的渴望过。我甚至写了一个标语，但那不是柠檬水，那是一种兑了水的酸奶饮料。当父母看见我的广告时，他们看看对方，深呼吸。他们小心表扬了我的创意，然后就把标语叠起收走。这是社会主义保加利亚，我们会惹上麻烦的，私人企业和意识形态的现实不相容。
　　
　　至于慈善事务：这里没有慈善事务。整个国家就是一个慈善实例，它全部的经济都建立在一种怪诞的慈善模型上——你给予你能给的，取走你需要的——关键的区别是人们是被迫的。尽管马克思和列宁都有聪明的大额头，他们却没太考虑人类要在感觉上优于别人、有更耀眼东西的基本欲望。甚至当你使人们不可能公开竞争时，他们仍然想要竞争。他们紧赶慢赶，上蹿下跳，做他们能做的一切来改善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如果他们瞄到一个不太幸运的人，他们不会觉得同情——他们幸灾乐祸。在这种氛围里，慈善没有希望。古怪的西方观念要花好多年才能不在保加利亚遭遇怀疑。
　　
　　“但是在学校里呢？”好心的职业所女士坚持着，“你没有任何工作经验？”
　　
　　最终，我灵光一闪。我可以列举我的工作经验！当她说“工作”时，我立即想到的是“报酬”。毕竟我在西方，一个金钱至上、我不得不自己去赚钱的地方。但如果他们要的是经验——啊哈，我有很多呢。
　　
　　***
　　
　　那是一个温暖舒适、堆满书籍的小窝，15岁的我激动地在衣服外面穿了一套规定的蓝色外套。书非常珍贵；那些触摸它们的人必须打扮合宜。我像个实验室里智者的助手一样。我站在柜台旁守卫。门会开，铃会响，我会集中注意力。顾客会指着我背后的书架，我会温柔地将书拿下来，然后像鹰一样注视着书的封皮被人前前后后，用手来回弹着称称重量检查的过程。然后书页会被翻翻。一些书不完善，有纸张没切开，书页搭在一起。我将取来刀子切开它们，像个外科医生那样。
　　
　　一旦它被认为真的是一本书，一本好书，也就是在手上感觉很对，而且，看吧，书页又热情地分开了，那么就要付钱了。我要把钱放到现金出纳机上。我把书平放在柜台的一垛棕色的纸上，然后最好的部分来了（我们甚至还为此上过辅导课呢）：我用纸将书妥帖地包好，把角裹好，用自动售货机的胶带把包裹密封。
　　
　　这一切都给了我巨大的快乐。当译周的实践结束时，我求书店的女士能让我再来。“这将是我们的秘密！”我恳求，“你可以去喝杯咖啡歇歇，就让我来照看书店。”她悲伤地笑笑，摇摇头。这是不允许的。我太小了还不能工作，我只能做些实践。
　　
　　那是春天，椴树盛开。当城市公园的草地变黄的时候，我已经被安置在一个靠近市中心的工厂里了。同学和我身穿白色外套，戴着防护眼镜，这使得我满脸汗水，眼睛眯着。夏日的阳光刺穿巨大的厚玻璃板窗户，使我们目眩。现在我已无法告诉你我们做了什么。我记得小的塑料物品，唱片，长方形和正方形，电线，摸着就心生愉快的珍珠色灯泡。我们要做与这些八竿子打不着的东西有关的事情，但是是什么呢？当然他们没有让一群少年装配电子产品。
　　
　　不论我们做了什么，反正我们没做太长时间。或许我们做的太糟糕他们早早把我们送回家了。不管怎么说我们不在那儿工作了；当然不是真的工作。而工作的体验已经足够了。于我，那就是：我看见了工厂员工的茫然的脸，我感受到了他们的倦怠无聊。如果这就是工作，那我再也不想要进行下去了。
　　
　　秋天，我们班又放假了，这一次是去一个靠近多瑙河的罐头厂，在那儿我们将加工本季节收获的葡萄和西红柿，保存它们以供我们国家全冬天的消费。这更像一份真正的工作，荣耀的工作。我们有了重要的职责，我们将为它而汗淋淋、脏兮兮。远离家乡，龟缩在一个令人不快的集体宿舍，这样四个星期的辛苦劳动后，我有了够买一瓶花味香水的钱。这零花钱，当然不是工作的利润。我肯把钱花在如此无价值的事情上表明：这只是假想的。这不是工作，真实的，我为自己的将来想象的，那种将占据我的心、满足我的灵魂、养活我的家庭的事业。
　　
　　***
　　
　　此时此刻在英国，我的事业脱轨，我的处境不稳。如果经历足以使我得到工作，那我有经历。我告诉好心的求职所女士关于书店的事，关于电子工厂的事，以及关于罐头厂的事情。她眼睛发亮，“看啊，你工作过啦！”她说道，在颌下鼓掌，“你的确工作过。”然后她的头歪向一侧，“可怜虫，”她咕哝。我认为她目光绕过我，说的是海报上穿着工作服的挥舞着锤头和镰刀的肥实女人。我看着她，想象和我同样处境其他年轻人。当地的那些头发下垂、衬衫上印着摇滚乐团的年轻人，他们可能认为清理自家的汽车或是递送邻居所购之物就是工作，他们必须得到报酬的工作。
　　
　　我想象他们看到申请表上的空白方框时，自信满满地填上它们，把他们的家务经历以工作的名义写在上面。我又想象招聘人员、经理和现在尚未谋面的全部老板阶层阅读那些申请表时，为所有的空白方框都被整洁的填写上了而点头，高兴地为假定的就业故事买单。共产主义时代的老笑话是这样说的：“我们假装工作，他们假装付工资。”在这里它又不同了：你假装曾工作过，他们假装相信你。真的，这是一片机遇的土地。
　　
　　如果我能假装我的工作实践是真正的工作，为什么不能进一步呢：为什么不能假装我曾干过一些值得假装的活计？除了工厂商铺，为什么不能有车库和博物馆、大学和医院？英国的人还腼腆到不能透过铁幕窥视。我会填那些空白方框填得很愉快。
　　
　　发表于2013年6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