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债危机的恶化，引发国内对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担忧。

    每当谈及国内的债务危机，就会有专家拿国际上通行的负债率、外债清偿率等指标，来证明人们的担心是多余的。放下中国巨额隐性债务及这些债务会否引发危机这些问题不谈，必须正视的现实问题是：即使不发生危机，持续累加的债务也存在着非常大的危险性。

    债务的一头是政府投资。众所周知，近年来，投资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正是由于政府主导的大项目、大工程的密集上马，才导致了债务的快速累积。问题是，这些投资是否都有必要？这些投资是否经过了充分的科学论证？这些投资的社会效益是否达到了预期？这些大工程的质量是否得到保障？

    当追问这些问题的时候，常常会发现，答案并不令人欣慰。比如，日本新干线建造以前，仅论证等前期工作，就长达6年，而国内的一些项目仅仅某些人一拍脑壳就匆匆上马。

    债务的另一头是消费。当投资足够大的时候，必然挤压消费。我们知道，政府并非一个盈利机构，其投资来源无非是税费收入、发货币、发债等等，尤其前两项，很容易压缩民众的收入，稀释民众的财富，不仅导致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逐步下降，还会导致整个经济结构走向畸形。

    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欧美股市即时在债务危机、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仍然比中国股市走得好。一个被忽略的根源性问题是：欧美是消费拉动经济的国家，要想保持旺盛而持久的消费力量就必须实现民富，就必须通过各种渠道（包括股市）让民众受益，通过各种方式增加民众的福利。而中国是政府投资拉动型的国家，要投资就必须多方筹集资金，或增加税收，或增发货币或从股市吸钱。这是由中国经济的错误定位和畸形的增长方式所决定的。因此，中国股民长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不能得到相应的回报。

    显然，债务并非到了引爆危机的时候才有害，在它形成的过程中，就已经在对民生、对消费造成挤压效应。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近年来投资与消费在GDP中的占比，就会发现这种挤压效应是如此分明。上世纪90年代末期，我国投资占GDP的32%，到2009年，已上升到了47%。而同期我国消费占GDP比例则一路下行，从50%一直下降到2008年的35%。消费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美国则高达76%左右。

    上大工程、大项目，是地方政府求之不得的。一方面，可以加大GDP增速，累积个人政绩，便于今后的升迁。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巨大的权力寻租空间，滋生出各种各样的腐败。有些工程项目甚至就是为个人谋取私利量身定做。

    有了这两大推动力，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是何等强烈。为了投资，他们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从1月4日国家审计署发布的报告中不难发现，一些地方政府不惜违规为464.75亿元债务提供担保，而融资平台公司更是违规抵押或质押取得债务资金731.53亿元。当地方政府不惜通过违规的方式筹集资金来做大投资，就容易导致债务更快地扩张。

    欧债危机的源头是高福利，是过度关怀民生所致，这种危机对民生的伤害很小，而中国式债务危机隐患的源头，则是投资，是蚕食民众福利的，这种债务一旦累积到引爆危机的程度，则会对民生构成重大伤害。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更应该对日渐累积的债务问题抱以足够的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