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背景：农妇吴远碧，于1989年随夫携儿带女进城打工，寻找“好生活”，不料却患上一种“怪病”，腹部积水，肚胀如鼓，第一次进医院，就花光了积蓄。出院不久，腹部积水又发作。为不拖累家庭，农妇挥刀自剖肚子自医，差点送命。媒体报道后，在有关领导关怀下，农妇被送入大医院救治。
《广州日报》：剖腹自医叩响社保真空
光看结尾，这是一部喜剧。 然而，略去结尾，只看过程，而且过程在农妇“挥刀自剖”之时止，那无异于一出“悲剧”。当锋利的刀刃在绝望的农妇肚皮上游走时，人们肯定会想到凿开自己的胸膛“开胸验肺”的民工。农妇吴远碧的事例，只是普遍存在的问题的个别极端案例而已。吴的有病无处医，反映了进城农民在离开户籍地之后遭遇的“社保真空”。吴进城二十多年，年年起早贪黑地劳作于这座所寄居的城市，但户口壁垒，使她没有享受到与这座城市发展速度相对称的社会保障。偶尔有个以户籍地为管理单位的“大病救助”机制，却因农妇患此“怪病”不属于大病救助目录，而且能治此病的医院不在管理单位的管辖区，管理单位也爱莫能助。
这样一来，我们的思路就是，假如我们早就建立了完善的社保，像众多遭遇吴远碧困境的进城农民，就可以在第一时间得到救助和支持，断不会因一场疾病就把辛苦挣来的低微汗水钱，化作风和雨。也不会因害怕血汗钱花掉，而不肯求医问药，小疾成大病，最后家破人亡。不妨想想，非到撞破了人们悲悯的底线后，才有社会救助的回应，这样的“社会良心”成本，只会一次次加大，最后使开始热血的市民归于冷漠，地方政府也因案例增加而应接不暇，疲于应付“突发事例”。
但是，建立完善的社保体系的思路，应与其真正社保内涵相适应。例如，一些地方政府推出的城乡医保制度，因报销额度低而失去了“医保”的价值。在面对飞涨的医疗费用面前，即便报销比例提高到相当比例，因绝对值的增加，其分担绝对值，也令收入低微的农民工望而生畏。还有，在区分什么是“可报销医疗费”，哪些又是“自费医药”的技术问题前，最后报到账的钱，往往会比预想的还要低很多。
不得不承认，对于一个从无到有的全国性医保制度的国家，医保制度的完善是需要时间的，但时间绝不是掩盖一切的正当理由。一个完善的医保体系应是全方位的，个人收入往往在第一时间起到“保障”的作用，但低层务工者低工资却存在多年，吴氏丈夫身兼两职，也挣不到送妻入院的5万元医药费。笔者近期发现，吴氏丈夫兼职做的搬运工，在美国纽约市政部门报的价是每小时48美元，而在我国，估计忙活一个月都拿不到在美国干两个小时的工资。
所以，农妇自剖自医，在我们给地方政府及时救助送去掌声之时，还应从个人第一保障力的工薪收入水平和普惠式的无差别社会保障角度来反思，制度性解救，才能让更多的吴氏免于自剖的恐惧。
《燕赵都市报》：农妇“剖腹自医”背后的医疗“负福利”
当然，农妇吴远碧惊世骇俗的“剖腹自医”有许多个人特殊原因，如生活处境的逼仄、困境；个人性格的偏执、执拗。这或许正像吴远碧所在的社区居委会强调的，“吴远碧个性倔强”、“态度烦躁”，“再怎么困难，也从来没来找过我们”。
但是，吴远碧身上的这些“个别”、“特殊”情况，无法掩饰其“剖腹自医”背后所见证的底层群体医疗保障困境，以及目前我国社会医保总体上的“负福利”现状。
确实，应当承认，如果吴远碧一家当初不过于倔强，及时找到当地社区组织，在现行医保制度下，她完全是可以享受一定的医疗保障待遇的。比如，新农合医保、城市居民医保。这正如当地社区负责人表示的，“城乡医保一年只需要交120元，患大病可有60%左右的报销”。可是，我们同样也应当承认，对于吴远碧十分拮据的家境以及其所患疾病来说，这样的医保待遇起不到什么根本性的保障作用——一次治疗，仅手术费便要5万，60%报销之后也仍需要自付2万，对于一个一家三口，月收入不到三千的家庭来说，肯定是一笔不小的负担。
虽能被医保制度覆盖，但在大病面前却仍然无法实现充分意义上的医疗保障，这显然不是吴远碧一个人的医保境遇，而是她所代表的农民、城市无业居民的普遍处境。众所周知，伴随“新医改”的推行，目前我国医保制度的普及程度尽管有大幅提升，但从实际保障程度来看，仍然远不是全民均等意义上的医保，依然呈现为一种高度分割的“碎片化”格局——针对不同的社会群体，农民、城市居民、城市职工、公务员等，分别实行保障待遇从低到高的不同医保制度，如新农合、居民医保、职工医保、公费医疗。
依照清华大学秦晖教授此前对于社会福利本质的研究分类，这种越是弱势者保障待遇越低、越是强势者保障待遇反而越高的医保状况，其实并不是一种公平公正、“损有余而奉不足”意义上的医保正福利，而是一种逆向的“损不足而奉有余”意义上的“负福利”。
“负福利”之下，再加上“看病贵”依然挥之不去，为避免“因病致贫”，“有病自医”而不是积极寻医就医，显然就会成为底层群体的一种虽无奈却不失理性的选择。
2009年卫生部公布的第四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显示，近年来我国居民“有病自医”的比例虽有所下降，但总体情况仍不容乐观。如“两周新发病例未就诊比例为38.2%”，“经医生诊断需住院而未住院的比例为21%”，而未住院的主要原因仍是“经济困难”，占70.3%。这也就是说，吴远碧的“剖腹自医”，诚然极端而罕见，但就“自医”而言，它所反映、“剖”析出的负福利背景下的社会医疗保障现实，仍是具有相当代表性的。
《新京报》：不忍见以“祸”求“福”
这条新闻最让人痛心的就是结尾处病人邻居的一句话：“如果这一次能根治这个病，吴远碧也算因祸得福。”这句话，让人心悸———这些年，这样的“因祸得福”是不是太多了点？什么“儿子为救母打劫，母亲获捐款治病”……这些撕裂人心的新闻，让人觉得，在弱势状态的人与“福”之间的距离实在是太遥远，他们获取“福”的路径，实在是太过于悲壮。
其实，这就是时下某些底层百姓遇到困境获得救助的一般模式：媒体报道———领导重视———职能部门积极行动———问题得到解决———媒体再次报道事件解决过程，并得出“因祸得福”结论。
这样的机制缺陷就在于官员和媒体都有自己的专门属性，不可能对多数常态的病痛与苦难全方位做出反应，里面有撞大运的成分。
我们的社会应急救助机制，能否更便捷地直达最需要的人群？比如通过热线直接与民政救助机构或社会福利机构取得联系，得到他们从资金、政策咨询到具体求助的帮助，而无须撞大运式地去等待从天上降下的“福”或干脆以极端“祸”的方式，去求得所谓的“福”。
两条鱼在干涸的河道上相互吐泡沫式的救助固然感人，但我相信，包括它们在内，所有的人不会乐于去看这样的感动，倒更宁愿看到它们都在清莹的水波中，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
《南方都市报》：领导批示能救治多少剖腹农妇？
吴远碧剖腹自医事件被媒体披露后，引起了重庆市有关领导的重视，批示全力救治，指示卫生系统不惜代价救治吴远碧。重庆市中医院一面对吴远碧进行全面的身体检测，一面倡议捐款。重庆市急救医疗救助中心按上限送来了1万元救援基金。吴远碧丈夫曹云辉的“爱心账号”上已有4万多元的捐款。不管怎么说，吴远碧的5万元手术费终于有了着落。我们要默默为这个不幸的农妇祈福，这种普通农妇靠剖腹自救惊动媒体，然后惊动领导，获得领导批示的被动救治模式，让人心酸得流泪。
领导批示固然很温馨、很及时，但是个案救助只能解决个案问题，如果没有健全的救助机制作支撑，单靠领导批示能救助多少困难群众呢？且不说进城农妇多没有办理医疗保险，就是现有的城镇医疗保险制度与新农合医保也是低水平、广覆盖的互助救急模式，并不能解决患者治疗重症的问题(吴远碧即使办了城乡医疗保险，患大病可有60%左右的报销。她的5万元医疗费也只能报2万多元，自己也还要交2万多元，这钱她家还是拿不出)。
卫生部党组书记张茅曾透露：我国将逐步减少个人承担看病费用的比例，计划到“十二五”末，将个人承担看病费用的比例降至30%以下，力争达到国际水平。但是我认为，医改政策应对更多弱势群体参加医保体现责任担当，给予更多财力支持。
有消息说，因为牵扯问题比较大，国家财力不能承受。社会救助法草案被否决。表面上看，社会救助不涉及收入分配改革，但是，用法律的形式提高社会救助水平，补齐大病救助医疗短板，让低收入群众依法享有救助服务，实际上也是在帮助他们分享“国富蛋糕”。政府拿出部分资金作为社会救助基金，压缩形象工程与“三公”消费，应该尽心尽力去做。不能让农妇剖腹自救的悲剧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