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官二代”“富二代”等词语出现在新闻标题中时，总能吸引人们关注的目光。如今，这一社会热点也延伸到了学术界，越来越多的政治和经济学者开始留意并研究社会地位的“代际间传递”问题。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中心的四位研究人员李宏彬、孟岭生、施新政、吴斌珍就在《经济学（季刊）》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将视线集中到了所谓“官二代”的身上。研究成果表明，父母的政治资本对高校毕业生第一份工作的工资存在显著的积极影响。“官二代”大学毕业生的起薪比“非官二代”高出13％（约280元/月），这个工资溢价相当于两年教育的回报。
　　
　　文章的研究数据来自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中心于2010年5-6月间开展的第一轮中国大学生就业追踪调查。调查采用的是分层随机抽样办法，最终接受调查的有来自19所高校的6059名应届毕业生（重点高校10所，非重点高校9所）。调查采用问卷方式，问卷内容涵盖了学生的个人基本信息、家庭背景，以及高考成绩、大学生活、毕业去向等信息。在接受调查的6059名应届毕业生中，有14%符合“父母中至少一人为政府官员（包括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这一划分标准，为所谓的“官二代”。
　　
　　为进行实证研究，研究人员建立了一个计量模型，考察“官二代”身份是否能形成工资溢价。通过建立计量方程，研究人员分别检验了“官二代”身份和其他影响收入的变量与应届毕业生第一份工资平均值的相关性。得到的结果是，“官二代”身份对工资平均值的影响显著，工资溢价约为13.3%；而在男生中这种溢价更为显著，达到了20%。在工作行业方面，“官二代”在金融业、党政机关、群众组织、社会团体及国际组织任职的比例明显高于非“官二代”人群。
　　
　　当然，单独考察“官二代”身份变量是片面的。产生影响的可能是其他因素。根据调查结果，“官二代”父母中有大专及以上文凭的比例比非“官二代”父母高6倍，平均收入高1倍。因此研究人员考察了其他影响应届毕业生起薪的变量，如父母的户口性质、收入、学历、子女的来源省份等。结果显示，父母的收入对子女工资水平影响最大，父母收入每增加1%，子女首份工资水平就增加3%，而户口性质、学历等因素则基本没有影响。但控制了这些变量后，父母政治资本的影响仍高达12%。此外，从高考成绩这一智力衡量指标来看，“官二代”与非“官二代”并没有显著差别，因此“官二代”的工资溢价也不是自身的能力或智力因素导致的。
　　
　　那么，父母的政治资本是通过什么机制影响子女的起薪呢？文章提出了两个假设：第一，由于父母当官，掌握更多的教育信息，懂得如何填报志愿，因此“官二代”就读的院校可能更好；第二，在父母的指导下，“官二代”可能在本科学习中积累了更多企业需要的技能，如英语水平、担任学生干部、学习成绩优异、获得技术等级证书、实习经历、入党等等。但是统计结果推翻了这两个假设，“官二代”在以上各项的表现与非“官二代”均无显著差异。
　　
　　基于此，文章认为，可以认定这13%的工资溢价就是“官二代”身份本身在大学生劳动力市场中的回报。其中的影响机制从数据上无法观测，可能是“官二代”父母与雇主间有着某些特殊的关系、也可能是“官二代”父母有着更好的获取求职信息的渠道，文章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
　　
　　尽管定量研究和抽样调查不可避免地存在天生的缺陷，本文的研究对象也只限于中国大学本科生，并未考察研究生及“海归”们的表现，但是为我们观察和研究中国社会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也说明，“富二代”“官二代”已经不仅仅是媒体炒作的噱头，更是确实存在的社会问题。在贫富差距日益加大，社会阶层出现分化的今日之中国，“代际间传递问题”尤其值得学人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