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那些失独家庭
2013-5-23 10:19:36 来源：theatlantic.com 我要评论（）
在曲迪（音译）于2007年前往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她母亲确信她会回来。那时她25岁，学数学，梦想成为故乡——中国东北辽宁省——的一位大学教授，而取得海外学位是取得教书资格的最后一步。
但她再也没回家。
她母亲——只透露姓蒋（音译）——讲述说，女儿在拉斯维加斯的内华达大学求学时，她们每天都在中国实时聊天工具QQ上聊天，然后2008年五月的一天，她联系不到女儿了。她费力地去找女儿的朋友们求助，尽管这些人已经在校办公室看到了曲死亡的报道，却不愿意告诉她实情。通知工作留给了当地警方，在一位中文翻译的帮助下，警方设法联系到了蒋女士，不过她拒绝接听电话，转而请求一位亲戚去确认这个她难以亲自聆听的消息。她的独女和同行的两个人死于从大峡谷返程的路上发生的交通事故。
“都过去了！”蒋女士哭泣难抑地说，“我从不畏惧任何困难，因为我们有孩子，她就是我们的希望。现在，任何事情对我们都没有意义了。”
蒋女士59岁，1983年生下女儿，是中国于1980年起执行的“只生一个”的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下的第一代父母。当时蒋女士是本溪一家国有钢厂的办公室职员。本溪在北京以东650公里，是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十分严格的地方，产假后若没有证明她放了节育环已达到有效控制生育的证明书，她甚至都不能返回工作岗位。
蒋女士从没想过违反政策再要一个孩子，尽管她听说过不少人愿意交罚金——通常每对夫妇几千元——来超生。直到现在，她依旧坚信政府曾告诉她的：国家的繁荣依赖于人口控制。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一生中，蒋女士和丈夫只下了一个赌注。
“我觉得自己像战场上的士兵，”她这么形容，“明知前面有子弹，却只能前进。”
***
目前在中国，类似的“失独”家庭约有一百万。“失独”的意思是父母失去了他们唯一的孩子。失独家庭的数量每年增长约76000户。然而，人口统计学家认为这只是真正问题的开始，因为随着生育限制从大城市落实到中国的每个角落，全国独生子女家庭的比例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暴增。
距今最近且可用的资料是2005年的一次有关中国人口的调查。调查显示当时中国有2亿1千万独生子女——他们大多数处在年龄谱的年轻端。年龄介于25岁至29岁（在1976-1980年间出生）的人口群中，只有15%是独生子女，但晚生25年的人口群中独生子女的比例上升了将近四倍。
“将来，成千万上亿的中国人会受到这个现象的影响。”威斯康辛大学研究员易富贤如此断言。他在《大国空巢》一书中描述了中国人口限制政策的危害。“父母们会失去希望，当他们老去，没人能照顾他们，因为每个孩子都暴露在致命的危险中，每个独生子女家庭都在走钢索。”
唉，中国政府为这些走钢索的家庭提供的保障网络尽是漏洞。由于失独家庭直到十年前才大规模出现，而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已经太老不能生育了，所以政治体制没能进化得那么快以支持他们。
中国最高立法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人口和家庭计划法于2002年生效，其中规定当一个家庭的独生子女遭遇意外伤害或死亡时，地方政府要给没有收养或生育另外一个子女的家庭“提供必须的帮助”。但是，政府既未明确多少数额才是必须的，也未明示政府在此类赔偿事件中充当的角色。在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预算是各自独立的，因此，由于中央政府没有好好规定自身在失独家庭事件中的责任，失去孩子的父母在地方政府眼中便沦为一时兴致，导致赔偿金是基于当地财政资源而非家庭的实际需要。
***
由于蒋女士事件措辞模糊，当地政府在她女儿死后并未给予任何补偿。尽管中央政府在2007年颁布了一个指令，给这类赔偿划了一个标准——每月每人16美元，当地的家庭计划办公室直到2010年才把蒋女士应得的补偿金给她。
在听闻女儿的噩讯后，蒋女士的头发一夜变白。她说：“我们听了政府的话，如果只生一个的政策已经导致了经济繁荣，为什么他们不能拿出一点小钱来补偿我们的损失？他们不能只拿走回报，对不对？”
在像中国这样养老抚恤系统薄弱的国家，父母甚至祖父母都在依靠后代在他们退休后赡养他们，因此，失去唯一的孩子有毁灭性的的经济影响。适用于仅仅10个省市的那点可怜的救助是如今我们唯一可知的对失独家庭的救助形式，这覆盖了中国大约六分之一的失独家庭，补偿额从16美元到130美元不等，蒋女士和丈夫每人得到22美元。
尽管如此，蒋女士最关心的并非金钱。她想要的是政府承认她和她这代人对祖国做出的牺牲，而这种牺牲与烈士家庭并无不同。可是，中国社会对待这两类家庭群体截然不同：烈士家庭拥有各种好处比如购物折扣，优先申请政府资建房，而这两项失独家庭根本无法享受。当蒋女士申请一张能享受超市优惠的信用卡时，银行职员告诉她，由于她已经退休了，她最好的选择是成为她女儿的卡的授权用户。闻言，每天花九、十个小时蒋女士与失独家庭父母交流的蒋女士立刻转身离去。
蒋女士说：“我们正在为整个社会牺牲着，我们是中国公民，但现在因为国家政策使我们遭受着不好的后果，政府应该负起更多的责任。”
但她再也没回家。
她母亲——只透露姓蒋（音译）——讲述说，女儿在拉斯维加斯的内华达大学求学时，她们每天都在中国实时聊天工具QQ上聊天，然后2008年五月的一天，她联系不到女儿了。她费力地去找女儿的朋友们求助，尽管这些人已经在校办公室看到了曲死亡的报道，却不愿意告诉她实情。通知工作留给了当地警方，在一位中文翻译的帮助下，警方设法联系到了蒋女士，不过她拒绝接听电话，转而请求一位亲戚去确认这个她难以亲自聆听的消息。她的独女和同行的两个人死于从大峡谷返程的路上发生的交通事故。
“都过去了！”蒋女士哭泣难抑地说，“我从不畏惧任何困难，因为我们有孩子，她就是我们的希望。现在，任何事情对我们都没有意义了。”
蒋女士59岁，1983年生下女儿，是中国于1980年起执行的“只生一个”的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下的第一代父母。当时蒋女士是本溪一家国有钢厂的办公室职员。本溪在北京以东650公里，是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十分严格的地方，产假后若没有证明她放了节育环已达到有效控制生育的证明书，她甚至都不能返回工作岗位。
蒋女士从没想过违反政策再要一个孩子，尽管她听说过不少人愿意交罚金——通常每对夫妇几千元——来超生。直到现在，她依旧坚信政府曾告诉她的：国家的繁荣依赖于人口控制。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一生中，蒋女士和丈夫只下了一个赌注。
“我觉得自己像战场上的士兵，”她这么形容，“明知前面有子弹，却只能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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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中国，类似的“失独”家庭约有一百万。“失独”的意思是父母失去了他们唯一的孩子。失独家庭的数量每年增长约76000户。然而，人口统计学家认为这只是真正问题的开始，因为随着生育限制从大城市落实到中国的每个角落，全国独生子女家庭的比例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暴增。
距今最近且可用的资料是2005年的一次有关中国人口的调查。调查显示当时中国有2亿1千万独生子女——他们大多数处在年龄谱的年轻端。年龄介于25岁至29岁（在1976-1980年间出生）的人口群中，只有15%是独生子女，但晚生25年的人口群中独生子女的比例上升了将近四倍。
“将来，成千万上亿的中国人会受到这个现象的影响。”威斯康辛大学研究员易富贤如此断言。他在《大国空巢》一书中描述了中国人口限制政策的危害。“父母们会失去希望，当他们老去，没人能照顾他们，因为每个孩子都暴露在致命的危险中，每个独生子女家庭都在走钢索。”
唉，中国政府为这些走钢索的家庭提供的保障网络尽是漏洞。由于失独家庭直到十年前才大规模出现，而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已经太老不能生育了，所以政治体制没能进化得那么快以支持他们。
中国最高立法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人口和家庭计划法于2002年生效，其中规定当一个家庭的独生子女遭遇意外伤害或死亡时，地方政府要给没有收养或生育另外一个子女的家庭“提供必须的帮助”。但是，政府既未明确多少数额才是必须的，也未明示政府在此类赔偿事件中充当的角色。在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预算是各自独立的，因此，由于中央政府没有好好规定自身在失独家庭事件中的责任，失去孩子的父母在地方政府眼中便沦为一时兴致，导致赔偿金是基于当地财政资源而非家庭的实际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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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蒋女士事件措辞模糊，当地政府在她女儿死后并未给予任何补偿。尽管中央政府在2007年颁布了一个指令，给这类赔偿划了一个标准——每月每人16美元，当地的家庭计划办公室直到2010年才把蒋女士应得的补偿金给她。
在听闻女儿的噩讯后，蒋女士的头发一夜变白。她说：“我们听了政府的话，如果只生一个的政策已经导致了经济繁荣，为什么他们不能拿出一点小钱来补偿我们的损失？他们不能只拿走回报，对不对？”
在像中国这样养老抚恤系统薄弱的国家，父母甚至祖父母都在依靠后代在他们退休后赡养他们，因此，失去唯一的孩子有毁灭性的的经济影响。适用于仅仅10个省市的那点可怜的救助是如今我们唯一可知的对失独家庭的救助形式，这覆盖了中国大约六分之一的失独家庭，补偿额从16美元到130美元不等，蒋女士和丈夫每人得到22美元。
尽管如此，蒋女士最关心的并非金钱。她想要的是政府承认她和她这代人对祖国做出的牺牲，而这种牺牲与烈士家庭并无不同。可是，中国社会对待这两类家庭群体截然不同：烈士家庭拥有各种好处比如购物折扣，优先申请政府资建房，而这两项失独家庭根本无法享受。当蒋女士申请一张能享受超市优惠的信用卡时，银行职员告诉她，由于她已经退休了，她最好的选择是成为她女儿的卡的授权用户。闻言，每天花九、十个小时蒋女士与失独家庭父母交流的蒋女士立刻转身离去。
蒋女士说：“我们正在为整个社会牺牲着，我们是中国公民，但现在因为国家政策使我们遭受着不好的后果，政府应该负起更多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