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大学生就业最严峻的年份，699万的毕业生比去年多19万，创下了历史之最。但大学生的就业状况还是让人如在雾中：全国范围内今年第一季度用工需求超出供应量的缺口创了纪录，19万毕业生自然不在话下，可据调查机构麦可思截至4月10日的调查，本科毕业生为35%，同比下降12%，各地随后的官方数据也佐证了这一结果。毕业生的就业，似与更大范围的劳动力市场脱节。
　　
　　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对全国101个城市就业状况的统计显示，第一季度用人单位通过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招聘各类人员约611.5万人，进入市场的求职者约555.9万人，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约为1.10，比上季度和去年同期均上升了0.02。这101个大中城市拥有市区人口近1.8亿，拥有从业人员5000余万。在84个与去年可比的城市中，第一季度的需求人数减少了16.3万人，下降了2.9%，求职人数减少约22.7万人，下降了4.3%。从以上数字不难看出，尽管就业市场有所放缓，但劳动力缺乏以更快的速度发展着。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了2012年私营部门的工资水平增长了14%的数字，则从另一个侧面显示就业市场缺工比较普遍，否则用工市场化程度最高的私营企业不会大幅度加薪。2011年，私营部门的工资增幅为12.3%
　　
　　今年毕业的本科生出生于1990～1991年，严格一胎化的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的首个生育高峰，当时的新生儿数量均在2400万左右。此后仅几年时间出生人口即降低到2000万左右。如果说今年的就业状况严峻，或许类似的求职磨难对几年后的毕业生就将成为记忆了。至少从人口统计数字上看是如此：大学生求职遇阻始于2003年后，据教育部统计，此前的一两年每年的大学毕业生待业人数还徘徊在30余万人，2003年就突破了50万，并一路蹿升，到了2006年接近百万大关。普遍的解释是，大学生就业问题随着招生规模的逐年扩大而凸显。但至少从人口统计的角度，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人口逐步“爬坡”的时期，开始实施独生子女政策的1980年还只出生了1800万人口，到了1987年就突破了2500万，整整多出了700万个竞争者。这个意义上“80后”命苦，苦就苦在了同龄人身上。而“70后”人口是下降趋势，故而先苦后甘，就业压力是递减的趋势。
　　
　　上世纪末开始的十几年间，中国大学招生数激增了五六倍，为制造业和高科技行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来源。但增长速度过快，远超过普通或无技能劳动力的增速，在就业市场造成错位，反而是没有门槛的农民工职位供不应求。麦可思发布2012年就业蓝皮书显示，近年来，全国大学毕业生失业率统计，高职高专毕业生下降明显。另一种数字则显示，毕业半年后就业率便会提升到九成以上，和其他年龄段的差异迅速弥合。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去专业化”和“去知识化”，大约每三个就业的应届大学毕业生中就有一个从事与专业无关的工作，并且很多毕业生的就业是降低职位期望值的结果。也正是这个原因，很多毕业生最终接受了中学生就能胜任的岗位，三四年的大学教育一朝归零。也意味着在这个供需错位的劳动力市场，数万元的教育投入和更多的时间成本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
　　
　　毕业生与社会就业率的不匹配还源于所谓二元劳动力市场。根据美国经济学家多林格尔和皮奥里的双重劳动力市场模型，劳动力市场可以划分为性质不同的两个部分：一是工资高、工作稳定、劳动者技术水平高的主劳动力市场；另一个是工资低、工作不稳定、工作条件差的次劳动力市场。就如同每年的公务员招聘不会随行就市，两个市场的就业和薪资机制均大有不同。那些主劳动力市场的企业，多是资本密集型企业，薪资在企业现金流中占比很小，无需靠此在同业中竞争，薪资的确定、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主要由企业内部的管理规制决定，市场力量基本不发挥力量。而劳动力密集的企业，竞争力就来自用工成本的统筹，市场化是其经营管理的重点，次级市场的就业以穷人为主。中国的大学生十年寒窗，都渴望进入垄断性国企、机关，退而求其次也是高薪的外资企业，但市场并未准备那样多的职位。
　　
　　不过抛开个人和家庭的损失，扩招缓解了当年的就业压力，也推迟了专业人士从无限供给到短期的转折点。中国制造虽面临刘易斯拐点，普工价格暴涨，但更高端的技工和工程师却未因紧缺而丧失竞争力。尤其是面临着未来10年新增劳动力的迅速萎缩，如今毕业生的短暂过剩或是中国制造和服务业升级的最后机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