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来我家的时候，刚满十七岁。不知道她看上了我们家什么，除了一间茅草屋，最上眼的就是高中毕业的父亲。也许是母亲也摸过几年书边的缘故。那时，母亲的家境还不错，我的外公是个屠夫，杀牛无数，但在外婆面前，说话的声音却像蚊子哼。我的爷爷是个赌徒，去世前，家里输的就剩两个百斤重的石磨没有拿去卖。奶奶是个刀子嘴，豆腐心的女人。爷爷的离去，让她变得脆弱而倔强。

　　奶奶靠着自己的辛劳，把儿媳妇娶到家，给自己挣了十足的面子。她那颗傲强的心终于得到了几许安慰。因为奶奶的要强，所以母亲来后，一直生活在压力下。什么都得好，什么都要和别人比，但家里穷，底子薄，一家人的生活还是很艰难。日子穷点无所谓，只要吃饱，穿暖就是幸福的，但是，母亲的这一小小的心愿都是一座山。最让母亲伤心的是奶奶经常摔脸子给她看。母亲的针线活一开始一窍不通，想想也是，一个12岁开始读书，读了五年书的母亲，一下学就嫁到了我家，她哪里摸过针头线脑，懂什么裤脚衣边，但开门过日子，那是女人的脸面活，不会绣个花儿草儿的，最起码补丁会缝补。那个年代，谁的屁股上，膝盖上没有几个锅贴似的补丁。可就是这么点小活头，母亲也不会。好在有父亲，父亲比母亲大七岁，一个人在县城读书的时候，他衣服补丁的角边就已经像三角尺画得那样笔直。母亲是个聪明的女子，父亲在一边打补丁的时候，她的大眼睛一刻都不眨，早把那些勤俭的程序编程在自己的脑海了。

　　我出世的时候，家景还是很窘。母亲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妈。她早已把补丁打得像绣花，还学会了做衣服。两个姐姐穿的花褂子，花裤子都是母亲的作品。我小的时候，没有一件新衣服，都是捡姐姐的，以至于隔壁的小崽子们都说我是小女孩，不和我玩。我因为这个哭过，还和母亲赌过气，在一个晚上跑了，当被母亲找回来后，我的小屁股上被父亲种了几鞋底。

　　一到冬天，母亲就会和我们说起生产队时的一件大事。那年，寒流来得比往年早，穷人就怕过冬天。在队里做农活的时候，只有母亲没有穿棉衣，冻得吭吭地咳。夜晚来临，雪花从门缝里往里钻。母亲坐在灯光下，一宿没睡，发结雪菱。第二天就穿着崭新的棉衣出了门。大伙儿一脸的惊叹号，纷纷夸母亲有能耐，手头灵细。式样、肥瘦、长短，掐着母亲修长的身体，那是一个俏。从那以后，母亲就成了村子里的巧手裁缝。母亲的手指开始走进左邻右舍，奶奶的脸上也升起了太阳。

　　到了上学的年龄，我的书包是母亲用碎布块拼凑的，一块接着一块，大小，图形一样，颜色却各异，如同一幅抽象的毕加索油画。终究父亲有学问，说那是对称图形。母亲不知道，只是觉得书包是个装知识的家伙，不能太丑，孩子背着长精神。最让我喜欢的是，书包上还绣了四个字：攀登高峰。字是父亲用画粉饼写的，是母亲用红丝线一针一针绣的。那四个红色的字，背在我的小肩膀上，晃荡着，羡慕死了我的那些小伙伴。也正是那四个饱含着母亲期待眼神的字迹，让我读起书来，不知疲倦，一路凯歌。

　　如今，那个行走着母亲千针万线的书包，还静静地挂在老家的屋里，母亲当年葱白似的手指也已经枯若松枝，但站在它的面前，我依旧可以看见母亲坐在灯影里，用她温柔的手指细数下针的次数，丈量着丝线的长度。这个画面，一直在我的脑海里浮现，一刻不曾沉静过。我知道，那里面有母亲那颗热爱生活的温柔心灵在怦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