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些秘密，都有挥之不去的故事，这是人性的本质和经历的坎坷所决定。还在我上小学时，已记不清有多少次，母亲说过大革命时期的红军如何勇敢，她做童养媳时的小丈夫也是一个红军，她对小丈夫是那样的关爱和思念。也许受母亲的这些影响太深，我最喜欢看战争题材的电影和电视剧，而且特别喜爱三十年代红军时期的战争剧作。无论时间多长，夜多深，我都要坚持看完，还要反复回味归纳，直到思想和主题全弄明白为止。久而久之，就让我对母亲这样烦人的念叨，这样坚定的守望，有了更多的理解和同情。
　　
　　民国八年，母亲降生在吉水县龙山村一贫苦农家，之前她还有一个哥哥，从小就跟人在外学泥匠，那时正是秋冬季节，她起名叫秋英。两年后，她母亲一场大病去世，家中靠她的父亲耕种三亩地和打杂工来维持。之后，她父亲继了后娘，生下一女孩，因田少人多，后娘竟将只有八岁的她许配吉安县郭家店一彭氏家做童养媳。彭家虽不箅富裕，但五亩地都能灌到水，每年收成也还算强。彭氏两兄弟，老大叫年生，说是大过年时生的，读过两年私垫。毋亲的小丈夫叫老二，名喜来，没上过一天学堂。民国十九年，吉安东固山闹“红”，不久就席卷到全县，彭家村也跟着“闹”了起来，还成立了苏维埃、赤卫队，把几个地主都抓了起来，一些田地、农具、家具都没收分绐穷人，这叫什么“打土亳，分田地”。毋亲笫一次看到小丈夫那积极的劲头，也偿到了穷人当家作主，有权说话的滋味。但好景不长，国民党立即调来军队镇压，为保卫红色根据地，苏区干部一户一户做工作，要青年人参加红军。彭氏家里因父母健好，又有一小童养媳，劳力充裕，所以两兄弟一发热，都报名参加了红军。那时，母亲的小丈夫才16岁，她看着胸挂红花，被大哥拉着手离开了这个家。而母亲只有眼泪，那有说话的权利，但她深信小丈夫一定会回家，会回来看她的，谁知这两兄弟一出这个家门，就再也没有回来。直到全国解放以后，革命烈士普查登记，才知在东固山保卫战中，兄弟俩都牺牲在阵地上。毋亲虽然知道小丈夫不在人世，但在她心中一直坚信小丈夫没有死，还会回来看她。
　　
　　彭家村是一小村，大部分青壮年参加红军以后，就剩下一些老人、小孩和妇女。没过两年，家公一病不起过逝，家婆孤单地和毋亲相依为命，靠耕种那几亩薄地为生。距彭家村六里路有一个大村叫合亩塘，村里清一色姓郭，人多势力强，再加上人人会些“功夫”，成为郭家店一带的霸头。按照世袭传统的规矩，凡合亩塘村的穷光棒、或是因残疾讨不到老婆的家庭，只要向“座堂公”请求，经“祠堂会”议决，就可以组织去抢周边那些小村里的寡妇来配对，让村里的男人都讨到老婆，用这种封建野莽的方法保持人丁兴旺，永世霸村的地位。民国二十六年底，就在日本人侵占了大半个中国的时候，母亲被合亩塘抢亲，嫁给一个会做篾匠的肢体残疾青年，也就是我的父亲，因篾工手艺出了名，当地人都称呼他“花魁师”。受“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封建观念的影响，毋亲对这门亲事就这样认可了，进门后十分的勤劳持家，把杂乱的家整得十分干净条理，深受家婆的喜欢。
　　
　　民国三十五年，父亲在距郭家店四十公里的安福县城做篾工，有些积储后自已开了一篾匠店，但每年回家竟身无分文。毋亲向一些篾匠打听，说父亲虽是肢体残疾，但很喜欢打“国牌”，挣了几个钱，都送在了赌桌上，那有钱回家。母亲听后十分生气，但她又不做声，待过完“年”，正月十五把一切安排好，就挑着被子衣物，牵着八岁的儿子，从合亩塘走路到安福县城，从此便在东门街落户。母亲的这一举动，为全家从农村迁入城市，在那城乡差别非常大的年代，真是立下了头等功劳。从乡下进城，母亲为缓解生活困难，担码头、做小工、拖板车、搞搬运，什么事都做，凭着自已的体力，为人的诚恳，终于在县城站稳了脚，并在城墙下开了两亩多菜地，一家人的小日子也还算过得去。
　　
　　五十年代中期，在合作化运动的指引下，父亲将篾匠店关闭，加入平都篾业合作社，母亲也参加运输合作社，在一次拖运供销社的货物时，不幸发生事故，连人带车翻入几米深的小河边。经医院治疔，留下脑振荡后遗症，时常头痛难受，尽管如此，她还念念不忘她那当红军的小丈夫，还时常念叨他会回来看她。不久，全国开展第一次革命烈士普查登记，大哥代毋亲向民政部门申请革命烈士遗属待遇，但她坚决不同意，说她的小丈夫还在，会来看她。后经民政局的干部调查了解，情况虽然属实，但按政策嫁了人的不能算，也不能享受遗属待遇。之后，毋亲成了一名家庭妇女，在家闲不住，就经常参加居民街里的公益事业，还当上了卫生小组长，职责是一个月检查一次卫生，看那家卫生干净，就在大门上贴一张油印的“讲卫生”小红纸。如检查那家卫生不好，就在大门上贴一张“卫生差”小绿纸，这种检查卫生的办法虽然奏效，但非常容易得罪人，谁家也不愿大门上贴绿纸，这是居委会干部不愿做的事，而毋亲还乐意去。由于她敢于坚持原则，又不怕得罪人，所以让人信服。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每逄重大节曰，居民的治保会都要组织值班查夜，巡查街巷内的防火防盗。而每次守夜毋亲都是下半夜，她总是照顾那些年青有小孩的妇女。在巡查时、见有火灾和不安全隐患，她总是训得人家难以接受。虽然经常有人反骂，让她不理解，但居民区内多年无火灾、无失盗，这是毋亲最大的安慰。还记得在文革后期，每个居委会都要一支文艺宣传队，开始没有人愿参加，是毋亲笫一个去报名，尽管演得不好，在台上尽出“洋象”，但她心里不知有多高兴。后来，宣传队参加比赛还获得名次，这不能不说母亲在其中起的作用，而且全都是尽义务劳动，无一分钱的报酬，为这事，我常和母亲发生争吵，现在回想起来，还真的有点后悔。母亲不光热心公益事业，而且还乐意帮助人，每当那家有难或有病，她总要去问寒问暧，除了没钱借，她什么都可借给人家。特别是有一些老人过逝，她会主动上门去帮忙做事，而且一帮就是几天。所以，凡街道的居民，只要说起她，都会夸奖一番。
　　
　　七十年代中期，父亲不幸过逝，按规定母亲可以再次申请革命烈士遗属待遇，但她仍然坚持不要。理由很简单，说她的小丈夫还在，还没有死，会来看她。民政干部见她态度坚决，也就这样罢了。其实，在几十年前，母亲就巳经打听到小丈夫牺牲的情况，但她强忍着悲痛，故作镇静，硬说小丈夫没有死。用这种方法，来祭托自已的哀思，来怀念自已的小丈夫。母亲的这种傲劲，这样的守望，这样的留恋，一直到二十世纪初年的九月，在她生病期间，还在不停地絮叨，至生命的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