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空灰蒙蒙的，飘着凌乱的雪花。时间是下午的一点多，像是被隔了层厚厚的毛玻璃的太阳却已经偏了西。我挎着兜子在街边漫无目的地走着。一个小时之前乘车来小镇办事。事情很快办完，班车却要三点四十左右才能返回，还有两个多小时的时间，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耐心等待。如何在这寒冷的冬日里打发这漫漫的两个多小时的时间，我很是费了一番思量：去小吃部？还不觉得饿；去网吧？我对游戏不大感兴趣，也没意思；去商店？只看不买时间一长也觉尴尬——一方面浪费老板热情，另一方面还有让人想入非非的可能，得不偿失。想着走着，街边一辆糖葫芦车映入我的视线：那种很常见的自行车改装的“倒骑驴”，车上的大玻璃罩里插着各色的糖葫芦罩顶搁置的扩音器里间隔一会就会发出一声低沉的“糖葫芦——”的叫卖声。对于我这个年龄来说，糖葫芦早已成为一种温馨的回忆，我只把它当作街边一景，边看边从它旁边走过。渐渐地，已经出了小镇的繁华地带，再往前走已没有意义。正思量间，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何不回头买上一串糖葫芦去人家的屋里吃，在有“安身之所”的同时，还可以回味回味尘封已久的记忆，岂不一举两得？打定主意后，往回走的脚步也立时轻松而有力起来。同时也突发感慨：人任何时候都不能没有目标，哪怕这个目标很小很小很小。
　　
　　其实我与卖糖葫芦的人以前是打过交道的。他是残疾人，一条腿跛得厉害，像是小儿麻痹症的后遗症，三十多岁的年纪。他的主业是修自行车兼补换摩托车胎还有掌鞋，我曾在他这里补过两次摩托车胎，所以，也算是有些面熟。门虽是玻璃的，但看不清里面，推开，屋子窄而狭长，靠墙边支着一只小铁炉子，他坐在屋子中央，眼前守着掌鞋的机器，目光有些直挺挺的，见人进来似乎也没有多大反应。我只好搭讪：“掌鞋呢？——买根糖葫芦。”边说边卸下肩膀上的兜子搁在一旁的杂物堆上。他依旧没有多大反应，只是用眼睛直直地盯着我。“多少钱一根？”我指着外面的糖葫芦。“两块。”他终于开腔。但丝毫没有起身给我拿的意思。买东西的常识告诉我一般都是卖家给买家拿所要的东西，不经卖家许可，不知可不可以自己去拿。在他不做任何表示的情况下，我只好又说：“你拿还是我自己——”我又往门外指了一下。“哦，自己拿。”他慢慢地说，并且向外扬了一下脸。
　　
　　我挑了一只传统的山楂糖葫芦，回到屋里坐在掌鞋机器旁的一个小凳子上，边细细品味着边用一只手掏钱——这一瞬间脑子里忽然产生一个想法：是不是等吃完后再付钱坐在这里更显得理所当然一些……但是既然掏了……随他去吧。“掌鞋呢？”我把钱递过去又随便问了一句。“哪有活啊。”他片刻之后应道，听得出语音里有些失落的味道。我这才注意到，掌鞋机器上确实是空的，他的怀里也是空的，他原来一直都是闲着的！我有些纳闷，在我的印象里，掌鞋的生意应该是很好的，他们身边永远有掌不完的鞋，“怎么会呢？”我自言自语，又像是问他。他没有回音，目光木木地望着外面。“南面那个坐轮椅的还在掌鞋吗？”我问，我曾在那里掌过鞋。“不总来。”他回答。“哦，也是活少？”我问。他好像没回答，也许声音小我没听到，因为我是侧面对着他。“是现在的鞋有变化？还是——”我还是极力想弄清这个问题，我侧过脸看着他。“贵，掌一双鞋六七块钱……”他后面的话没说，但我已经明白。对话暂时告一段落，我边吃着糖葫芦边环顾起屋子的状况：屋子非常简陋和陈旧，墙皮有很多地方已经剥落不堪，一侧墙上凌乱地挂着几只沾满灰尘的勺子铲子，想来是很久以前就挂在这卖的；墙角处堆着大大小小的各种工具；屋子的最里面有一张木床，上面搁着杂七杂八的东西。炉子里的火已经不旺，我虽距离不远，却未感觉有多大热量。门上未加任何防寒措施，边缝处往里透着风；窗户玻璃炉筒的出处留着很宽的缝隙，也向里灌着风。一阵阵感觉身上有些冷，我忽然意识到自己在这个时候吃凉凉的糖葫芦似乎多少有些滑稽。
　　
　　“这房子是你的。”我终于还是耐不住沉闷的气氛。“租的。”“一年多少钱租金？”“两千五。”“哦，不贵。干几年了？”“七年了。”“哦！这么多年了。”这倒让我有些吃惊，因为我接触他只是这两年的事。我一口气问了好几个问题，希望能缓和一下气氛，因为时间还很早，糖葫芦也吃了一多半，这样下去如何能呆得了。但是他除了用简短的话语回答外，再也没有别的反应，眼睛依旧直直地望着外面。我一时也无语。门的玻璃从里向外看是清楚的。对面是一家有些规模的综和商店，顾客来往不断，老板门里门外地走很是忙碌。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脚步匆匆，虽然低沉的“糖葫芦——”叫卖声依旧执着地一声接一声，却留不住一个人的脚步，有的只是偶尔瞥过来的一个目光。
　　
　　“你几点下班？”我忽然想起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三点。”“哦。”我看了一下时间，已经两点半多，“快了。”我说。“今年多大年纪了？”我想起一个话题又问。“三十七。”“哦。”再无语，无人一样的寂静。这时我已想不起什么话题可问，另一方面也觉出他在情绪上似乎有些牵强，便不想再多问。我咬下最后一只山楂，将竹签扔到地上。又看了一下时间，距离三点还有五分钟。“快下班了吧？”我又问，我不想被动地等人下逐客令，但也不想早走，能多呆一会是一会。“还得等一会。”他看上去倒不太着急。我正盘算着即将离开这里后到哪里度过剩下的半个多小时的时间时，门忽然开了，进来一位五十左右岁的男子，一只手里拎着一双皮鞋，男子径直走到他跟前，边把鞋的开胶处指给他看，边告诉他这鞋已经粘过两次，但是粘不住。他接过一只鞋放在腿上摆弄着观察几眼，然后取出工具和线开始工作起来。这一过程他没有一句话，但看起来也顺其自然。
　　
　　男子的到来无疑意味着我不用马上离开，同时也使这种不尴不尬的气氛得以缓解，我心里不由得一阵窃喜，也感觉自己放松下来。我把凳子挪到炉子旁，和也在一旁坐下的男子闲聊起来。炉膛里的煤早已燃尽，只剩下几块暗红色的火炭，我把两手摸在炉筒上也不觉很热。这时他已用自制的刀将鞋底周围划完了沟槽，开始穿针引线两手熟练地配合着缝了起来。“这还真是一个技术活呢。”我说。“可是呗。”男子也看着他应道。正说着，门一开，进来一位妇女，手里牵着一个小男孩，“买一根糖葫芦。”妇女望着他说。“自己拿。”没等他说话，一旁的男子替他说了，看来男子是熟知此道的。”“对，自己拿。”我急忙补充，我是“刚熟此道”的。生意好时真是挡都挡不住，不一会又进来一位妇女，透过门玻璃看见一个小男孩正在围着糖葫芦车转悠，大有迫不及待的架势。妇女问过之后，这回没等我们说话，他先说了：“自己拿，回来再给我钱。”妇女返回时边掏钱边问：“多少钱一根？”“两块。”他说。“这么贵！”妇女边说边递过一张二十元钱。“你咋不说现在啥都涨价——糖也涨，果也涨。”他解释着。我和男子也说是。当他先把八元的零钱递给妇女时，妇女接过钱转身就要走，“哎——还没找完钱呢。”他急忙招手，“还有十块呢。”他边说着，边把钱递过去，“这我要是不给，你回家还不得骂我呀！”他竟然出人意料地开起了玩笑！“骂是不能，但是肯定得回来找你。”妇女笑着，走了。我这时不禁对他的沉着劲有点佩服，假如他等不及那最后的五分钟，哪里还有峰回路转的这些生意？——自然，那样的话我也许要继续在大街上“流浪”，会有点惨。
　　
　　说话间，一只鞋已经弄完，他又开始弄另一只。也许是生意好的原因，他一改先前的沉闷和寡言，在我与男子攀谈时，他也能时不时地插进话来，有时甚至是他在讲，我们俩在听，语速不快，但稳稳地。隆冬时节的白天很短，四点钟左右太阳就已落山。时间在不知不觉中过得很快，已经三点半了，外面的天色也渐渐地暗了下来。离等车的地方还有一小段路，我想我该走了，赶早不赶晚，要是赶不上班车就糟了。正待我起身时，门一开，忽地闪进一个年轻人，很着急的样子，但是走路的姿势却有些怪异，年轻人快步走到他跟前，边抬起一只脚给他看边说：“我这鞋跟要掉了，能不能快点给我掌上？我要赶班车！”“哦，马上。”他很有自信的样子。“来，你坐这。”我正好顺水推舟起身让座。“你坐吧。”年轻人客气着。“我也赶班车，我得走了。”我边说边拿起兜子走出门去。雪依旧不大不小地下着，街上行人稀落，夕阳西坠，天真的要黑了，我加紧脚步向等车的地方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