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二年毕业后被分配到基层乡政府工作。我的堂哥骑着幸福牌250摩托车，一路嘶吼着把我送进了乡政府的大院。时值阴历十月，北方的天气已经很凉了，我穿了件紫色的呢大衣，围了长长的雪白的围巾，手里提了些生活必备的诸如脸盆一类的东西，小心地走进一间挂有“办公室”牌子的房间里。办公室里有两位年纪约五十岁的男人，其中一位戴着眼镜，我当时认定他便是管事的人，小心地走到他跟前说明来意，这位同志才抬眼从眼镜框上面看了我一眼，问了我的名字，把我的通知书上下前后仔细看了若干遍，然后从腰带了上摸下一大串钥匙，挑出其中一个开了抽屉的锁，取了一支圆珠笔，在嘴里哈了几次热气，郑重地在一个本子上写下我的名字，这就算是接纳了我。当我办完这些，拿了这位同志给我的宿舍钥匙走出办公室时，情形显然与进来时不一样。门口围了男男女女六七个人，见了我也不回避他们直率的眼神，还七嘴八舌的问我是哪儿的，怎么到了这里来，他们的热情让没见过什么世面的我有些受不了，仿佛一个刚刚娶进家的农村媳妇，面对众多村里大婶的好奇盘问。
　　
　　人的适应能力是很强的。即使有些事情，我永远也做不出来，但是眼睛里倒也不知不觉地容下了许多的事情。比如我的办公室同时也是宿舍，白天办公，晚上睡觉。一些村干部来办事，椅子不够用的时候会一屁股坐在我的床上，走的时候，在洁白的床单上留下一个明显的土黄色的屁股印。我的办公室离乡里食堂近，中午吃饭的时候，许多同事端了饭跑到我屋里来吃，椅子上，桌子上，床上，门框边，全是人，边吃边侃大山，一顿饭可以吃个把钟头，从来没有人说过不好意思或者打扰，在这里，似乎不存在这样词汇。
　　
　　乡里的财政所所长，离过几次婚。之所以说几次，是因为大家谁都无法说出准确的次数。我在那儿上班的时候，恰逢他正是单身，带一个四岁的小女儿蛋蛋生活，所长时常“下乡”，留下蛋蛋在乡政府院里乱跑，中午蛋蛋也掺和到我们吃饭的人群里，左手上端一碗，右手攥一双筷子在碗里捣来捣去，好像碗里没有可以下咽的东西，如果恰好我们碗里可以找到一两片肉的话，便送到蛋蛋嘴里。到了晚上，有时她父亲还不回来，蛋蛋便倒在她的床上睡了，只是深夜里常常会出现蛋蛋惊恐的哭声，想必是透过窗户看到了寂静、幽暗的天。所长也有疼女儿的时候，偶尔从小卖部里买几个鹌鹑蛋罐头回来摔在水泥地上让蛋蛋捡着吃，蛋蛋那时似乎不介意地上的玻璃渣，跳来跳去的还蛮快乐，只是门房的张大爷时常自言自语：“没见过这样当爹的。”
　　
　　夏日的傍晚，几个年轻人有时会到乡政府门口站上一会儿（那里是整个乡里最繁华的地方，因为在不远处便有一个小卖部），大方的时候也买上几根冰棍，算是消夏。运气不好的时候，会被住在本地的李书记撞到，李书记拉长了脸，狠狠地训我们：“下了班便没事了吗，还想不想进步？”那口气，似乎不在门口站着，便可以被提拔了一样。后来我们便不敢在那儿站着了，因为大家都想着尽快被重用或者调离此地，只是这些想法都是在那位领导离了岗后才一一实现的。
　　
　　李书记有个女儿叫二女。二女好像没上过几天学，但是依然做了乡里话务员。只不过乡话务室绝大多数是乡与村、或者村与村联系，说些家乡话便可以了，到也不难。就算遇上邮局那几个爱逗闹的小伙子，二女也能完美地应付过去。对方在电话里说：“二女，叫大爷！”，二女很利索地回道：“连爷爷都不叫，还叫大爷呢！”对方听完，一下子没回神来，哑口无言。二女满意地笑了，露出几颗不太可爱的牙齿，似乎一下子打倒了对方。此二女是极聪明的，她的聪明度最起码要高于我们几个小毕业生，所以二女常常在清早便过来敲我们的门：“姐姐，我有些事，先替我一会儿！”声音挺甜的，也蛮有诚意，我便应了下来。开门出来时二女已经一扭一扭地走了，一走便是一整天，傍晚鸟儿回巢的时候，二女才回来，屁股后跟着她的父亲大人。此大人站在我们房前嘱咐二女：“谁如果敢欺负你，给爸爸狠狠地骂她，狠狠地骂！”
　　
　　我们自然是不敢欺负二女的，连食堂的张师傅也是不敢惹的。夏天，农村的韭菜是最便宜的，所以食堂里常常吃些韭菜，大学毕业生小安本来是个不太爱说话的，只是吃得太烦了，有一天中午在食堂小心翼翼地问张师傅：“这韭菜老吗？张师傅。”那张师傅头也不抬：“当年的韭菜！能有多老。”小安吃了亏，以后便更小心。到了冬日，刻意地巴结张师傅：“还是这屋子小，里面暖暖的，是不是？张师傅。”张师傅这次抬起了头：“这孩子怎么越是上学，越傻呢！小屋子就一定暖和吗？那鸡窝还不够小吗，怎么冷得连鸡屎都冻那么高？人民大会堂不够大吗，你看那些明星们在那里演出谁不是露胳膊露腿儿的？”
　　
　　山里人耿直，话说的不好听，但也没什么心计。那不说话的主，才真正令人恐惧。最初，乡政府的厕所是露天的，就在宿舍后面的东北角上，厕所旁边便是一片杨树林，因为在房子后面，从没有人打扫过，又是个背风的地方，多年的落叶积攒得有一尺多厚。看起来到是有些阴森的，但是夏日，白天，搭上一两个伴，边说边笑地从杨树林旁走过，倒也不觉得怕。那天，小王走在我前面，也顾不得挽我的手，想是着急了些。就在拐进厕所的一瞬间，小王的右腿忽然抬起来没再落下去，动作有些异样的僵硬，有几钞钟的呆滞，似乎时间突然停下来一样。然后突然像是想起什么来一样，返身跑回来，表情惊恐，动作变形，疯了一般撞在我身上，又极有力的跑了。我紧跟其后进了宿舍，小王依旧傻站着，似乎看不到我们一样，吓得我们直拍她的后背。良久，小王终于哭出了声，断断续续地告诉我们，原来她抬起的右脚下正盘睡着一条绿油油的如脸盆那么大的一团蛇。她说这些时，平时粉白的小脸苍白无色，从此后，小王走路换了姿势，高抬腿，深低头。
　　
　　说了半天，尽是些没用的。按理说好好上班才算是正经事，只不过，这要盼上一年才能有一次施展才华的机会。我刚上班的时候是“农经员”，这三个字我问了许多人，没人告诉具体是干什么的，终于到了年底，县里开农经会，安排乡镇农经员做年度报表，第一次吗，我听的很认真，笔记记了好几篇，还私下里问了好多较为难懂的问题，才抱着成卷的表格回到乡里，我胳膊下里夹着表样，手里拿着笔，汇报，请示，开会，几天忙乎下来，完全是个人物了。等一笔一笔工工整整的把汇总的数字写在报表上拿给领导看时，那来之一不易的成就感便一下子烟消云散了。领导说了一句话“人均纯收入”做的太低了，便一票否决了我所有的工作，要知道，这个数字是所有数据最后的总结。幸亏还不是太傻，领导话里的那个“做”字，让我一下子顿悟。再把报表看一下，从后倒着做，您要多高就有多高！我是决不破坏社会主义风采的。
　　
　　那个年代，计划生育工作是乡镇工作的重头戏。俗话说：“三月的孩儿，过不了年。”所以，三月份便成了计划生育突击月。所谓“突击”，就是突然有力地打击。深夜，蒙蔽看家护院的狗，用就一身轻功，翻过土墙，突然“咣咣”地敲打违反计划生育政策人的玻璃。我当然是走在最后的，因为我要等翻墙而过的勇者们开得大门来才能进去，另一个原因便是羞于听那时家里的慌乱声音。但还是要跟着领导一起进得屋来，听领导一句句地给对方讲政策。似乎那个简陋的小屋一下子成了会议室，就连地上摆放的尿盆也如盆景般严肃得体了。
　　
　　在乡镇工作，“下乡”是最经常的事，也是我最喜欢的工作。尤其是夏日，总要找了借口，骑上新买的自行车，一路上哼着小曲儿悠哉悠哉地下乡去，那时我包了乡里最小的一个村，人口最少，耕地也最少，但那里却是乡里有富的一个村，因为那里多数耕地是菜地和稻田，而且那里的人也是最勤劳的。车子行走在乡村的小路上，路的两边直立着高大的绿茵茵的白杨树和老柳树，像是夹道欢迎我一样，不由得感到温馨和亲切。有些路段的树梢在空中牵手搭起了凉棚，鸟儿吱吱喳喳地叫个不停，心情舒畅惬意极了。在树旁，是自然形成的水渠，清彻见底的泉水无声的流畅，融进了一片片绿油油的菜地，也融进了农人开心的笑脸。我是最爱走进那绿油油的菜地的，常常是一放下自行车，就跑进了村南的地里，想要找的人，想要说的事，都可以在田埂上完成。那村支书边干活边跟我说着村里的事，一副得心应手的样子，是啊，富起来的农村人心情是开朗的，还有什么事解决不了呢，就连我每次在乡里做汇报时都是满脸自豪的样子！
　　
　　下得乡来，置身于湿润的泥土、碧绿的菜畦、幽幽的绿叶和小桥流水间，有阵阵清香索绕在身边，吮吸着大自然清新宜人的气息，心旷神怡，流连忘返。如果不是看门人吴大爷背着手寻我来，怎么也不会想到已是中午时分。这吴大爷是个复员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受过伤，立过二等功。他的经历像极了我的父亲，所以跟吴大爷的关系就亲近了许多，吴大爷也常拿当我孩子看，只要在村委会院子里看到我的自行车，便会早早地做好了米饭，再到地里喊我，顺便在地里摘些我爱吃的菜回来。跟了吴大爷一路回来，就像是被家长叫回家吃饭的孩子，以至于多年后，再遇上那里的乡亲，人们都会亲切地握住我的手，埋怨我：“怎么不常回去看看，咱们村比那时候更好了！就是那吴大爷不在了，可我们那儿还是你的家呀！”
　　
　　是啊，那个小村庄还是我的家。是远离了污浊的官场，可以陶冶性情、激发灵气的绝纱之所，是可以容我自由宣泄率真本色的家！那些在基层生活的件件趣事成了我记忆中的美丽画面，那里的人和物便是我心中永远不能忘怀的惦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