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四年中，我有过三次体验，让我觉得我的朋友或者我自己离死神不远了。
　　
　　第一次是我刚到中国的农村一个月左右。不算出人意料，我得了严重的食物中毒。当时我试图挺过去，连着两个小时每十五分钟跑一次厕所，我还咬着牙想说我没事儿。我知道，中国农村臭烘烘的诊所是我最不想去的地方。
　　
　　到龙州之前我在北京见过的一名研究生，他曾给我讲述他在云南农村的一次经历。医院的护士重复使用注射针头，还警告他说换新的会很贵（他很明智地多付了那五元钱）。
　　
　　大便中开始有鲜红的颜色，三秒钟后我就立即决定得去看急诊。尽管我不是医生，我也能肯定这是一个会要我老命的信号。我给我的助教打了电话（助教是给每位外教分配的一位中国同事，以确保这位外教不会有不测或者干什么傻事），她又给外事办公室打了电话，还告诉了另外一位外教，那位的美国女友正好也在。半夜十一点半，我们五人挤上两辆摩的，冲向附近的医院。路上的几分钟，除了祈祷那正在摧毁我内脏的不知什么玩意儿别要了我的命，我还在祈祷我能熬过医院这一关。
　　
　　门诊检查室又小又黑。医生坐在一角的一只小木头凳子上，一边抽着烟，一边比划着让我坐下。对我的病情他只问了几个简单的问题，在助教的帮助下我一一作答。他不会说普通话，我心里暗自期望这只是说明他年纪比较大，而与他的受教育程度无关。
　　
　　我们拿着草草开就的药方去药房，更准确地说，是我的助教拿着药方，我则跟在她后面蹒跚而行。她拿了一支带着包装的针头和一小玻璃瓶什么药折回来。我们又一起回到门诊室，我做好了准备面对这一生比较难为情的一刻。整个医院的所有工作人员似乎都聚过来围观一个外国佬屁股挨针的少见景观。
　　
　　医生刚从包装里拆出注射针头，病房的护士冲进（真的是冲进！）屋里大叫一声，“等等！”她从老头的手上夺过玻璃瓶反身冲回走廊。我看着其他几个美国佬，希望从他们的眼神里看到点安慰：这没啥大不了的，但我感觉好像是盯着一面镜子；他们脸上的惊恐肯定跟我脸上的一样。
　　
　　几分钟后护士一脸胜利的喜悦回来了。她刚才突然害怕不知道给我拿的药对不对。我的助教告诉我实际上一开始拿的药是对的，我稍微松了一口气，我的担心似乎是多余了。
　　
　　在我褪下裤子（和尊严）的时候，一群医生推搡着寻找更好的围观角度。幸运的是我的朋友们被挤到了视线之外，但是我肯定我让窗外聚集的人群看了个实在。
　　
　　回到校园的时候我又急着要上厕所。因为对学校还不熟，我问其他外教一层有没有坐式马桶，没有。我与公寓里的坐式马桶之间隔着八层楼梯，爬上去真是一场挣扎。
　　
　　幸运的是，那就是我那天最倒霉的时候了，在喝下几个加仑的液体、一个星期不吃街上的食物之后，我从濒死的边缘彻底地康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