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承认两个条件，那么这个标题就具有了很高的合理性：第一、科学的目的是为了使人类幸福，第二、在人类的构成中，穷人占据了相当比例——如果穷人不能通过科学获得幸福，那么科学很难说实现了使人类获得幸福的目标。
　　
　　从结果上看，科学对穷人的眷顾也会让科学自身获得巨大的收益。这就是我在麻省理工学院听辛哈（PawanSinha）教授报告时的感受，同样的感受，也出现在我对普渡大学的学术访问中。但让我感到有点无奈和悲哀的是，在这些为了穷人的科学中，我很少看到华人教授的身形，更是难以找到国内的大腕儿科学家们投身于此。
　　
　　复明的科学
　　
　　听辛哈教授报告时，我发现自己的眼睛中经常含着泪。并非来自印度的辛哈讲得有多打动人，而是这位视觉与计算神经学教授在讲座中展示了那么多双看不到泪水的眼睛：在印度这个与中国并称当今世界经济奇迹的国家、在这个富翁可以营造“世界第一豪宅”的国家、在这个亿万富翁的财富占据了国民收入17%的国家（中国为4%），有着1000多万的盲人，占印度总人口的1%，高出世界平均水平3倍。
　　
　　这些人中，很多很多是孩子。这些盲人中，至少有60%是可以复明的。但印度官方协助复明的手术和治疗，往往仅局限在大城市的成年人中开展。
　　
　　辛哈终于忍耐不住了。这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计算机博士（没有任何临床经验）四处活动，终于启动了名为Prakash（梵语“光明”的意思）的行动，调动了美国和印度两国的科学家和眼科医生，说服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经济和行政支持，取得了3个美国基金会的资助，每年在印度给那些贫穷的盲人孩子进行免费检查和治疗。
　　
　　自2003年以来，项目已经检查出了700名功能性失明儿童；这些人随后得到了治疗，重新看到了光明。辛哈的下一个目标是在新德里建立一个失明儿童门诊中心，每年可以让500名儿童复明。
　　
　　故事讲到这里，只有为了穷人，而没有科学。
　　
　　辛哈的研究恰恰是从儿童复明后开始。他要探索的问题是多年失明后，视觉神经及大脑中相应的视觉中枢发生了什么改变，大脑是否还能重新接受视觉信号并进而形成正常的视力？如果能，依靠的又是怎样的机制？如何更好地将这些基础研究中的发现应用于视觉治疗的临床实践？
　　
　　这些问题，实际上是视觉认知领域人们一直以来长期关注的问题。但在辛哈看来，此前的研究存在各种不足：或者以动物为模型；或者依据人群的样本量极小，难以实现对照分组、进行长期随访，对病人的行为观察不够。
　　
　　而大规模的免费治疗，在解除患者痛苦的同时，为研究提供了极好的素材。首先，研究有了大量的样本，可以根据需要进行选择；其次，这样的研究更加容易得到病人及其亲属的配合；而且，这样的研究，可以进行很长的时段。
　　
　　既让临床治疗者欣慰，也能让基础研究的科学家兴奋的是，几年来，辛哈的课题组发现，在生理意义上复明后，儿童可以很快地学会各种视觉认知能力，比如认脸谱、找出面部缺陷等等；辛哈的实验室用fMRI（功能性核磁共振）对患儿的脑部区域进行了研究，揭示了若干神经系统与视觉认知行为的联系。
　　
　　辛哈的研究当然也有挑战。就像所有针对临床实践而不是临床实验的研究一样，样本标准化是他首先面临的问题。辛哈指出，大的样本量和细致的各项指标登记可以保证研究的标准样本量。他特别强调，在临床实践时，决不能排斥任何一个不符合入组条件的患儿；而正因为这一点，在随后的科研工作中，研究者会发现很多原来的理论模型没有考虑到的问题。仁慈的行动可以扩展基础研究的视角！
　　
　　辛哈不断完善他帮助贫困患儿复明的公益医疗与视觉认知研究两者间的联系，而且计划把研究扩展到儿童自闭症——这种疾病在发达国家得到了很大关注，但在发展中国家，根本就上不了卫生决策者的议事日程。辛哈也在总结自己的方法论，鼓励其他领域的科学家也将本领域的公益治疗与随后的医学研究结合起来（比如恢复听力），让救人与科研互相促进。
　　
　　学术以济世
　　
　　+D-Lab的智慧
　　
　　辛哈的扶助贫弱类型的研究在麻省理工学院（MIT）并非个例。MIT的D-Lab（DevelopmentLab：发展实验室）就是一个通过对科学（或者说技术）经过并不复杂的改造就可以让穷人们生活产生巨变的机构。
　　
　　在D-Lab，最常见的两类工作就是利用简单的机械技术为贫困社区提供各种类型的动力，以及用简单的设备和方法进行公共卫生方面的监测与检测。
　　
　　就前者而论，用的最多的是改造自行车，人可以踩踏自行车脚蹬子来发电、磨磨、抽水，也可以把自行车配件改造后与简单的风力设备组装起来，实现简单的风能利用。“我们重点是找到当地可以就地取材的东西，而自行车在发展中国家的用途非常广泛，正好适合改造，”D-Lab的Derek说。
　　
　　作为多年的专业科学记者，我非常关心这种技术扶贫工作是如何被考评的。D-Lab的创始人，MIT机械系1984年毕业生艾米·斯密斯（AmySmith）表示，这里的经费主要来自联合国和各种国际发展机构，不发论文不会影响工作，MIT校方也不会在乎D-Lab是否发表学术论文。不过，她也表示，对于年轻人来说，发论文确实是个问题，尤其是在机械领域。
　　
　　可能对于MIT这样注重学术济世的高校，论文体现学术很重要，但不通过纯学术而能实现济世的目的，也同样重要吧。走入D-Lab，强烈地感觉这里非常像我当年在清华就读时的实验机械厂。可惜实验机械厂所在的地方，早就让位给了新的发展项目，而清华的各种实验室中，也没有了容纳“低科技设备”的位置。
　　
　　+非应用领域的情况
　　
　　科学家们不光在科技领域利用自己的技能来改变穷人的面貌，也在社会科学领域，结合研究工作来促进弱势社区的发展。
　　
　　普渡大学传播学院的杜塔（Dutta）教授是一位来自印度的传播学专家，他的研究重点是贫困或者边缘化的社区如何受到现在多样化信息的影响，以及反过来，现代的多样化的信息，如何能帮助边缘化的社区。而杜塔带的博士研究生，同样来自印度的拉詹（PrashantRajan），则进一步研究科技传播与低收入群体之间的关系。
　　
　　杜塔教授的研究重点是医疗保健的边缘化、医疗中的不平等、贫困和健康经验之间的交融以及全球卫生问题的政治经济学。杜塔发现，医疗保健方面的不平等和边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信息获取的不平等造成的，而较少的信息又会让弱势群体在医疗决策上做出很多“不科学”的决定，这进一步减少了其充分利用医疗资源的机会。
　　
　　“只要提供一点简单的东西，就可以让穷人的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原来那个世界太小、太简陋了。”他同时发现，文化因素在弱势群体的医疗决策中发挥了重要因素，而这种文化因素往往通过社区为纽带发挥作用。在对这些文化性因素进行解构，不断丰富其学术产出的同时，杜塔开始参与在美国以及印度的贫困社区中开办他称之为“以文化为中心的交融方法”（culture-centeredapproach），基于文化的参与性方式来破解健康不平等的问题。说白了，这其实就是一种社区互助，只是在其中融入了更为积极的信息传播因素。他的工作获得了隶属于美国政府的保健研究与质量署（AgencyforHealthCareResearch&Quality）的总额达150万美元的支持。
　　
　　值得一提的，杜塔的工作是在新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理论框架中进行的，他通过实践工作不断丰富这样的理论框架，同时其研究则在不断泽被穷人。
　　
　　反思中国
　　
　　近年来中国的科研经费正以两位数增长，金额超过几亿元的项目不断增多。但与此同时，基层的科研人员抱怨，那些与老百姓生活结合紧密的科研项目因为发表不了高引用论文，已经日渐难以获得经费了。
　　
　　另一方面，我们官方的基层技术推广工作，却在强大的国家机器支持下收效甚微。北京大学朱效民副教授2007–2008年的调研表明，在北京郊区的技术推广活动中，一些乡镇政府和村委会需要花钱来请村民听技术讲座，每人每天5–10元不等。
　　
　　国内，大腕们忙着搞大项目；在美国，华人科学家也少见有参与到致力于发展、也就是为了穷人的研究与实践中去（除了艾滋病这样被高度政治化、投入了大量资源的领域外）。比起印度裔的教授来，华人在这方面的工作实在显得太不突出了。
　　
　　是我们的民族文化有问题么？我们不是有“达则兼济天下”的传统么？我们不是有杨振宁和李政道这样的先生，在功成名就后，还想着贫穷、刚刚有限地敞开了大门的祖国么？最近这几年怎么了？
　　
　　这时，我太太一句话给我指点了迷津。“就算他们（华人科学家）想给中国的穷人做点事儿，他们从何下手啊？”
　　
　　是啊，从何下手啊？我们国家，任何这类工作，都要先得到地方政府的批准，然后层层向上报批，我们的政府已经不像几年前那么拮据了，是否愿意接受这些项目也要根据特定的需要和喜好来决定。在这种情况下，谁还愿意多费干戈，费劲巴力地引进外部资源来做可能不受我们政府待见的项目呢？
　　
　　顺着这个思路，我立刻意识到，即便如杨振宁先生、李政道先生这样的大腕儿，在帮助自己祖国的时候也首先是会见国家领导人（而且是最高领导人），然后才在各级官员的配合下，启动电子对撞机、精英大学这样的重大工程。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些无疑是属于促进发展的科学（如果以帮助穷人来定义“发展”的话，当时中国整体上都非常穷）。
　　
　　当然，MIT和普渡的科学家，在其帮助穷人的科研中，也并非一味做好事，而是有能力将这种“好人好事”与学科发展联系在一起。我们希望中国的基层科研人员，特别是公共卫生领域的基层科研人员，能学习Sinha这样的科学家的本领，做到好事与论文两不误。我们更期待着我们的生物医学大腕们，将自己的注意力下移，在想着高引用论文的时候，更多分享优秀科学家的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