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树来过中国，来了两个星期。时间是1994年6月，路线是大连－－长春－－哈尔滨－－海拉尔－－内蒙新巴尔虎左旗的诺门罕村，之后绕回北京，路线变为北京－－乌兰巴托－－乔巴山－－哈拉哈河西岸的诺门罕战役遗址。关于此次中国之行、中蒙边界之行的记述，收录在刚出版中译本的《边境近境》之中。
　　
　　村上几乎没去任何景点。在大连没去老虎滩，在长春没看伪皇宫，在哈尔滨没游太阳岛，而仅仅是路过。较之游客或旅行者，他更是采访者。他的目的地是中蒙边境一个普通地图上连名字都没有标出的小地方：诺门罕。村上去那么偏僻的地方做什么呢？
　　
　　这涉及一场战役：诺门罕战役。
　　
　　这场战役，日本人习称“诺门罕事件”，外蒙称为“哈拉哈河战役”。事件是1939年春夏之交由日军在靠近诺门罕的“满蒙”国境线挑起的。关东军投入近6万兵力，结果在以苏军机械化部队为主力的苏蒙联军排山倒海的反击下一败涂地，死伤和失踪近两万之众，第23师团全军覆灭。村上早在上小学的时候就在一本历史书中看过诺门罕战役的照片。不知为什么，自那以来，那一战役的场景始终萦绕在他的脑际。后来受聘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任驻校作家期间在学校图书馆意外见到了不少关于诺门罕战役的英日文图书。翻阅之间，他终于明白了自己一直为那场战役所强烈吸引的原因：“那大概是因为，在某种意义上那场战役的始末‘实在太日本式、太日本人式’了。”何为日本式、日本人式呢？在村上看来，就是几乎没有人对无数士兵在“日本这个封闭组织中被作为无名消耗品”谋杀掉负责任，甚至吸取教训都无从谈起。村上意识到那场“奇妙而残酷”的战役正是自己寻求的题材，决心将那场战役写进长篇小说《奇鸟行状录》。
　　
　　很明显，村上中国之行、中蒙边境之行的目的，在于亲眼看一看诺门罕战役的战场。
　　
　　他在《边境近境》中写道：“看上去原本像是坡势徐缓的绿色山丘，但也许因为苏军集中炮击的关系，形状已彻底改变，植被体无完肤，砂土触目皆是。八月下半月在苏蒙联军大举进攻之际展开的血肉横飞的围歼战即那场激战的痕迹在斜坡沙地上完完整整剩留下来。炮弹片、子弹、打开的罐头盒，这些东西密密麻麻扔得满地都是。就连似乎没有炸响的部分臼形炮弹（我推想）也落在那里。我站在这场景的正中，久久开不了口。毕竟是五十五年前的战争了。然而就好像刚刚过去几年一样几乎原封不动地零乱铺陈在我的脚下，尽管没有尸体，没有血流。”为了不忘记，村上决定拾起一发子弹和一块炮弹残壳带回宾馆，再带回日本。当他半夜返回乔巴山，将子弹和炮弹残壳放在桌子上时，他顿时感到有一种类似浓厚“气息”的东西发生了。“深夜醒来，它在猛烈地摇晃这个世界，整个房间就好像被装进拼命翻滚的混凝土搅拌机一样上下急剧振动，所有东西都在伸手不见五指的一片漆黑中咔咔作响。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是什么正在进行呢？”离开中国以后，那剧烈的振动和恐怖的感触仍久久留在村上身上，并使他为之困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村上开始认为：“它——其振动、黑暗、恐怖和气息——恐怕不是从外部突然到来的，而莫如说原本存在我这个人的内面，不过是有什么抓住类似契机的东西而将它猛然撬开罢了。”
　　
　　其实，这一奇特的体验是否属于“超自然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者透露和强调的信息：“我们怀抱着的某种令人窒息的封闭性总有一天以不可遏止的强大力量将其过剩压力朝某处喷发出去”。村上紧接着这样写道：“如此这般，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寂静的图书馆和由长春驶往哈尔滨嘈杂的列车中这两个相距遥远的场所，我作为一个日本人持续感受着大体同一种类的不快。那么，我们将去哪里呢？”
　　
　　“我们将去哪里呢？”——日本将去哪里呢？日本人将去哪里呢？自己将去哪里呢？不妨说，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个疑问和追索期待将村上带到了中蒙边境的哈拉哈西岸，带到了诺门罕。在这个意义上，诺门罕乃是村上心中的诺门罕。那既是他在历史迷雾中持续寻找的遥远的“边境”，又是他必须日常性面对的近在咫尺的“近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