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规划中提出了经济增长要实行以居民消费为主要动力的方针，提出这个以居民消费为主要动力的方针的原因有三：第一，世界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和欧洲对中国低档消费品的需求减弱，因此，依赖低档消费品向发达国家出口已经不可能成为经济增长主要动力；第二，世界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政府几万亿元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不可持续；第三，居民收入在社会财富分配中比重下降，而且，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过慢引发社会矛盾激化。

    因为提出了上述经济增长要实行以居民消费为主要动力的方针，“十二五”规划在政府、企业和居民的分配比重问题上也作出了相应的战略转变：居民收入增长指标为不低于GDP增长指标。换句话说，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不低于政府收入、企业收入和居民收入增长的平均数。

    同时，“十二五”规划提出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战略转变。换句话说，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速度要快于总体居民收入增长速度。

    从逻辑上说，只有实现了政府在“十二五”期间关于居民收入的这两个新方针，“十二五”规划以居民消费为主要经济增长动力的战略转变才可能实现。

    而“十二五”规划中居民收入的第一个战略转变，在第一年没有完全实现。2011年，政府收入增长25%左右，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25%左右，而农村居民收入仅为11.4%，城镇居民收入仅为8.4%（编者按：2011年全国GDP增速为9.2%）。

    原因之一：理论问题

    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为什么居民消费占GDP份额逐年下降，同时为什么居民收入差距逐年拉大？

    我的观点是：首先，市场经济具有天然的拉大居民收入差距的特征和趋势。因为，市场经济的每一个生产者都要追求超额利润——这是市场经济最本质的特征，也是市场经济创造财富高效率的原因。这就必然构成对资金、自然资源、知识和管理的永不休止的强烈需求，同时对普通劳动的需求就会萎缩。这种供求关系就使得资金、自然资源、知识和管理的所有者的价格总体处于供不应求的上升趋势，而普通劳动者的价格就会处于供大于求的相对下降趋势。这是市场经济中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本质原因。

    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在同等居民收入总量的条件下，收入差距越大（基尼系数越高），在收入总量中用于储蓄（投资）的比重越大，用于消费的比重越小。反之，用于消费的比重越大而用于储蓄（投资）的比重越小。

    对一个封闭的经济体来说，储蓄（投资）转化成供给（产能），而消费转化为最终需求。因此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使得市场经济天然具有供给大于需求的趋势。当供给大于需求的情况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经济体就会出现破坏性的方式，即经济危机，来恢复供给和需求的平衡。其代价是巨额社会财富的损失。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当做出的选择是：不能退回计划经济，必须坚持高效率创造社会财富的市场经济方向；同时，要用政府的法律、制度、政策、管理等和谐方式替代非政府的破坏性方式维持供给（产能）与需求（消费）的平衡。和谐方式的核心是政府要保证居民收入在社会财富分配中占有相当的份额以对冲市场经济中社会财富分配的强势主体（政府自身和企业）占有更多份额的天然动力，同时政府要保证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速度不低于适当水平（合理的基尼系数）以对冲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速度天然高于低收入群体的趋势。

    有一种观点认为，完全是因为市场化改革不够深入，腐败和垄断导致居民收入差距拉大。解决问题的措施就是深化市场化改革。我认为腐败和垄断是居民收入拉大的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因为，相对垄断较少的经济体（如美国）也存在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相对腐败较少的经济体（如中国香港）也存在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

    我赞成而不是反对中国以深化市场化改革的方向，解决中国的腐败和垄断问题。我与上述观点的区别在于：政府保证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快于政府和企业，政府保证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速度不低于适当水平（合理的基尼系数）是完成“十二五”规划的必要条件（非充分条件）。而深化市场化改革消除腐败和垄断也是完成“十二五”规划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验证理论的第一个实例：中国

    中国政府公布的居民收入比重已经降低到40%左右。中国没有政府定期公布的基尼系数，不同经济学家测算的结果分布在0.45-0.5区间。产能过剩已经是全社会公认的问题，为什么没有出现过大规模破坏性调整（小规模破坏性调整出现过多次）？因为三十年来外贸顺差和结存巨额外汇储备向美国、欧盟缴纳铸币税从而将过剩的产能输出维持了留存国内的产能和消费的平衡。

    目前，美国居民储蓄率上升，欧盟压缩政府支出势必减少对中国普通消费品的需求，同时中国产品成本（劳动力、资源、环保等）上升也削弱了中国普通消费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这是中国“十二五”规划要求提高居民收入比重，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以将居民消费转化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的原因。

    而且，作为战略调整的一部分，外贸出口方针也要相应调整。因为提高居民收入比重和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目标都不是短期能够完全实现的，因此，外贸出口仍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领域。面临美国、欧盟对中国普通消费品需求的减弱和中国普通消费品在世界市场竞争力的减弱，中国的外贸方针应该实行三个转变：出口商品的重点应该从普通消费品转向机电产品和基础设施建设；出口市场应该从美国、欧盟转向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出口方式从产能出口转向“资金出口带动产能出口”（中国版马歇尔计划）。

    验证理论的第二个实例：美国

    美国居民收入属于世界高水平国家，但是，由于居民收入差距过大，仍然呈现产能过剩、需求不足的局面。美国外贸逆差并不能说明美国产能不足，需求过剩。

    首先，由于美国作为发达国家，劳动成本很高，对于能够容纳高劳动力成本的产业，比如金融、IT、军事工业等各类高科技产业，产能严重过剩，依赖出口来实现国内产能与消费的平衡；其次，在全球化的经济结构中，用印制美元、贬值美元来获取世界其他国家的实际财富，主要是普通消费品和能源，这种战略几乎无成本地解决了其国内普通消费品的产能不足问题，同时保护了国内能源资源的开发和消耗；尽管如此，居民消费需求不足仍然困扰美国，住宅的分期付款制度就是把未来可能的住宅以及相关的需求转化为当前实际的需求来平衡过剩的产能（供给），更进一步，这种转化所增加的当前实际的住宅以及相关的需求仍然不足以平衡过剩的产能（供给），新的金融产品和工具被发明出来，即：次贷、MBS、CDO、CDS，这些产品和工具的本质是放大杠杆率，即：把更多的未来可能的住宅需求转化为当前实际的住宅需求。

    而且，泡沫的破裂还使美国（这里指美国整体，虽然美国国内不同公司和个人有盈利和亏损）从销售到境外的金融产品的坏账中获取巨额盈利。奥巴马鼓励出口的政策实际上还是平衡国内产能过剩需求不足的矛盾。

    验证理论的第三个实例：巴西（墨西哥等）

    若干论文和调查报告认为以巴西为代表的拉丁美洲国家在上个世纪70年代取得经济高速增长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是民粹主义的追求过度公平的政治经济战略。

    实际上，巴西在落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上世纪80-90年代，恰恰是自由主义过度追求效率而牺牲公平所致。基尼系数高达0.6。而2003-2006年，巴西（墨西哥等）基尼系数出现负增长以后，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巴西经济全面复苏，今年已超过英国。

    原因之二：规划问题

    由于理论的缺陷，1994年税制改革就提出增加政府收入占GDP比重的战略并且在有效实施；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和鼓励民营企业发展战略的实施也一直使企业收入快速增长；而在社会财富分配领域“十一五”规划确定的GDP增长指标为7%，而居民收入增长指标为4%。这意味着“十一五”规划就是要减少居民收入的比重而相应地增加政府收入和企业收入的比重。因此，多年来，居民收入比重持续下降也就不足为怪了。

    原因之三：政策问题

    理论和规划是政策制订的依据。总体来说，这几年政府在增加居民收入和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方面做了不少决策，比如最低工资标准、农产品收购价格、农业税、医疗保险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个体户纳税标准、贫困居民标准、保障性住房，等等。但是，这些措施的力度不足以也没有改变居民收入占GDP比重下降的趋势，都不足以也没有改变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目前的问题在于：“十二五”规划第一年，提高居民收入比重的目标没有完全实现。说明目前从“十一五”规划延续下来的政策尚不足以支持“十二五”规划的实施，必须进行重大调整，否则，“十二五”规划的目标难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