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央纪委原副书记刘锡荣表示，一些乡镇好几百个干部，小汽车停了好几排，一些地方政府秘书长有十几个，每个秘书长都要给房子，配汽车，这些支出最终都是老百姓买单。老百姓再勤劳，也养不起这么多官啊！

    刘锡荣说，4年前全国公务员是600万人，现在已经增加到1000万人，一年多100万人，这里是指纯粹的公务员性质。而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在2005年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中国实际由国家财政供养的公务员和准公务员性质的人员超过7000万人，官民比例高达1：18。时隔7年之久，财政供养人员数量大幅上升，官民比例也将更高。

    从历史数据来看，官民比例在西汉时期是1/7945，东汉是1/7464，唐代1/2927，元代1/2613，宋代大体介于唐明之间，明代1/2299，清代1/911，建国初1/600。由此可见，当下处于官民比例最高的时代，纳税人所供养的人员太多，已成为社会无法承受的重负，如果再不采取措施，逆转“官满为患”的现状，听凭其继续发展下去的话，或将带来系统性风险。

    我国实施过多次“精兵简政”行动，每次都精简掉一大批冗员，合并许多机构，但效果持续很短，往往数年之后就会反弹，甚至大幅超越过去，导致财政供养人数日益增多。现实中，也有媒体多次报道各地体制冗员乱象，比如四川巴中贫困县县长“阵容豪华”，4县区超配正副县长共44位；辽宁铁岭市曾被曝有9个副市长、20个副秘书长；河南新乡市有11个副市长、16个副秘书长。如此机构人员超配、超编的现象已非常普遍，民众也逐渐见怪不怪了。

    “官满为患”的最直接后果，就是导致政府财政压力加大，用于财政供养人员的工资、福利、保障等方面的开支增加，必然会挤压其他方面的支出，特别是影响到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目前，我国社保体系呈碎片化格局，各阶层享受到的社会福利差距太大，公务员阶层处于金字塔的顶尖，无需缴纳费用就可享受到最优厚的福利保障，无疑是对其他社会阶层的不公平。

    如今，公务员已成为最具吸引力的就业方向，导致“国考”逐年升温，越来越多的人想吃“财政饭”。青年热衷“拼爹”当官，愈发不思进取，社会整体创业欲望下降、创新动力不足，已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拦路石。

    “官满为患”还造成体制臃肿，工作效率低下，各方利益争夺加剧，导致腐败丛生，政府运营成本太高，财政收入逐年快速增长，致使民众负担日益加重。因此，从大局着想，必须严格控制机构人员编制，清理体制冗员，严格执行财政收支预算，打造节约型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