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最后一次两会后答记者问的结束，本次两会落下帷幕。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一场政治的盛宴之后，不管是喧嚣中带着凝重的过程，还是平静中带着苍凉的结束，也不管收获了哪些实实在在的果实，抑或留下一些缺憾的遗憾，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必将是一次重要的两会，它在2012年这一个重要的年份里，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它预示着中国又再一次地处于十字路口，是再次改革重新出发，还是固守原地或者掉头？何去何从，令所有人都隐隐约约地感到忧虑，但却也让人无限期冀，毕竟历史的潮流与人民的意愿，这是任何力量所阻挡不住的。

    当然，这些都显得有些流于宏大叙事了。其实就本次两会而言，在各类应有的提案与议题之外，在花絮花边新闻之余，还是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思考的，比如一些代表提出的“两会议程加入半天质询环节”、舆论探讨的人大与政协本身的制度缺陷如何改进，在两会之后，如何监督政府等问题。还有颇受关注的在两会过程中的各代表团的“开放日”，它所带来的持续关注与好评，让我们有了良好的契机来深思，“开放日”受赞的背后其实正是开放政治所能带给我们的必然结晶。

    开放日搭建舆论空间

    留意观察两会的读者都会发现，在两会的常规新闻发布会之外，各省份代表团的开放日，都会极受媒体关注，成为重头戏之一。不负众望的是，在开放日这样的场合上，往往能够真正地实现“开放”的本意，不仅场面火爆，与媒体互动的问答更是火爆，比如重庆代表团全团会议，也即对中外媒体的开放日，因限制媒体人数，遭“围堵”。广东代表团开放日上，中外媒体直奔乌坎等广受关注的问题，而在现场汪洋妙语解答了乌坎问题，同时还精辟地谈论“改革”要点，中外媒体连呼“有收获、有惊喜”。海南代表团开放日，媒体聚焦三亚宰客问题，而且代表团还表示“敏感问题”放开谈。其他省份代表团开放日，同样都是场面火爆。

    为什么媒体与民众对于开放日如此重视，而且在与代表委员们问答中很容易擦出语言与思想的火花，吸引全球目光？究其根源，或许正是因为在寻常日子，媒体几乎没有这样的机会，能够直接面对包括省委书记、省长在内的众多代表委员，就算有机会了，也不能有如此宽松的机会，抛出各种尖锐的问题，再退一步，就算问了也是含糊其辞敷衍了事。也就是说，正是借助两会这个平台，双方才能够较为良好地搭建一个舆论空间。

    可是，这显然是不够的。近些年来，随着公民意识的增强，民众对于政治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几十年前，陈独秀就著文《谈政治》说：“在现实社会中，谈政治也罢，不谈也罢，谁都逃离不了政治，除非躲在深山人迹绝对不到的地方，政治总会寻着你的。”而且在这么多年的社会发展中，人们也越来越切身地感受到，政治关涉到每一个公民生命、财产与自由，每个人（哪怕是那些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罪犯）在政治面前，不管是所谓的左派、右派还是打酱油的“蛋黄派”，不管自由主义者、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者……还是围观的“没有主意者”，政治都如影随形无法躲避。更何况，正如先哲亚里士多德说的，人是政治的动物；孙中山也说，政就是众人之事。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关注政治，就是一种本该有的政治回归现象。而此时，政府就应该积极有效及时地建立起一个保障政治信息畅通渠道，让政治成为民众之事，让更多的人不仅仅只能关注政治，更能接近政治、参与政治。

    中国还需要政治祛魅

    从1949年到如今，中国政治的现代变迁，正如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任剑涛概况的，从总体上讲，在外在形式上经历了一个从疏离政治到回归政治的过程，而在内在构成上则经历了从革命政治到发展政治的变化。这中间显现了三个重要的演变截面：中国政治从解放政治发展到了生活政治，从街头政治演变到了书斋政治，从权力政治进步到了权利政治。正是这些变化，使人们从疏离革命政治变化为回归发展政治。

    如此，街头巷议早已不能满足民众对于政治的关注，也因此才有了各种形式问政，“我有问题问总理”“我给代表委员提议案”，或者直接在微博等网络上晒出或提交自己的提案，让代表委员们关注与代为提案，两会在会场之外，并比会场之内来得更热闹、有看头。这或许就很好地验证了林语堂先生在《中国人的国民性》文中所说的，“在历史上，我们也可证明中国人明哲保身莫谈国事决非天性”。

    尽管如此，当下政治由于种种原因，使得它对于大多数的民众来说，还是充满神秘色彩，深不可测。各种有关官场的坊间消息，从这个餐桌流窜到另一个餐桌，成为中国民众特别是男性民众共同的“下酒菜”。而对于身处政治场中的人来说，不仅在知情度上相差无几，而且在日常中，由于这种神秘化的存在，使得他们不得不更要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出言谨慎，唯恐自己一言有失被卷入到这种神秘漩涡之中。由此也可以看出，当下中国的政治，必须去神秘化，让政治祛魅。

    一般意义上，“祛魅”是指对于科学和知识的神秘性、神圣性、魅惑力的消解，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其名文《以学术为业》中，集中论述了“祛魅”问题。按照韦伯的说法，现代社会是一个日渐“祛魅”的社会，经历了宗教神权社会向世俗社会的现代型转型。他说，理智化和理性化的增进，含有这样的知识或信念：“只要人们想知道，他任何时候都能够知道，从原则上说，再也没有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划掌握一切，这就意味着为世界祛魅。人们不必再像相信这种神秘力量存在的野蛮人一样，为了控制或祈求神灵而求助于魔法。技术和计算在发挥着这样的功效，而这比任何其他事情更明确地意味着理智化。”而与此相伴以及传承发展的则是政治的祛魅，贵族统治、等级秩序和血缘（世袭）政治等政治形式的合法性已经被民选政治剥去，民主（包括间接民主与直接民主）已经成为毫无争议的世界政治形式。而对于现在的中国人来说，虽然早已完成了神性的祛魅，也实现了代议制民主，但政治的祛魅似乎并没有实现。

    所以，我们才需要政治更加开放，让阳光照耀到政治场域的每一个角落，不能再有那么多的“敏感”问题，不应让政治场域里的问题与事件神秘莫测、令人犹如雾里看花，然后任凭猜测与流言横生。

    摒弃“后台运作模式”

    客观地说，现在中国的政治问题，还存在另外一个比较严重的现象，就是解决很多问题时都容易存在“政治化”的思维倾向，不仅容易把民生问题、法律问题政治化（体现为规模庞大的维稳），有时还把道德问题政治化（如近年来各地掀起的官员孝道考核浪潮），却很少把政治问题法律化，纳入到有法可依的轨道当中，而非宽泛地把问题拖进政治解决途径当中。

    不难想象，一个问题一旦被政治化了，会面临怎样的处境：无章可循充满变数、博弈激烈暗花四溅。此时，公众缺乏必要的知情权，就更谈不上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了。这样的政治化过程，我们可以将之比拟为政治的“后台操作模式”，犹如电脑上那些看不见，却时刻运行的软件一样。很显然，在这个民意苏醒、政治祛魅的时代，这种政治“后台操作模式”早已不合时宜。而法律化就是将问题从后台搬到台面上，变得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让问题能够以开放公开的形态呈现于世人。

    因此，结合在“开放日”上各个代表团的表现及其与媒体的互动所产生的效应来看，文明健康的政治作风，必须要有更多的“开放日”，以及“开放日”上那种开放的胸襟和直面问题的勇气，各方都能够开诚布公，心平气和地坦诚交流，没有“敏感”问题，不要自设雷区与禁区，做到堂堂正正地开放，关键人物和主要领导成员直面各种尖锐问题，直面质疑，给公众一个清晰有力、货真价实的回答。

    两会结束了，现在回头看去，“开放日”的意义不仅对于民众，对于各个代表团来说，同样也是十分显著的，相信他们都能从这样的“开放日”上感受到了开放的信息交流与沟通的好处，因为它不仅能够了解民众最想获知的信息与动态，还一个非常好的以正视听的好渠道。因此，建立一个类似的开放式信息沟通模式无疑是很有必要的，这种“开放日”，其实是政治文明开放的应有之义，应该成为政府与舆论、民众面对面的信息沟通常规模式，不再只是一年一度的节日，而应是月月有天天有的“开放日”，不仅对媒体开放，更对民众开放，让民众能够从这种开放中，获得了应有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真正地落实“创造条件让人民提出意见批评政府”，真正让政治成为众人之事，从而推动政治民主化，提升政治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