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之后十四年的冷战
2015-9-11 9:57:03 来源：凤凰评论 我要评论（）
作者：殷之光
正当难民潮在欧洲几乎快要演变成政治危机的时候，“9·11”的第14个纪念日来了。
我们不知道，今天，当年那些说“今夜，我们都是美国人”的人们不知道还有没有勇气说“今夜，我们都是叙利亚难民”？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从冷战格局被打破到爆发“9·11”，到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阿拉伯之春”、叙利亚内战、ISIS兴起，再到今天正在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击着欧洲的难民潮，这是一个连续的发展过程。
到今天为止，那场原先被称为“阿拉伯之春”的中东世界大动荡已经进入第5个年头了。在这五年里，我们目睹了阿拉伯人从推翻本·阿里、穆巴拉克时的喜悦，到私刑处死卡扎菲、武装对抗阿萨德的狂热，再到今天伊斯兰国兴起、将近一千万叙利亚难民背井离乡的绝望。这场以“希望”为名的变革，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摧毁我们近三十年来的意识形态玄想。
1989年当福山兴奋地向世界宣告“历史终结”了之后不久，“冷战”便随着苏联的解体而宣告就结束。在这以后，倒叙式的历史叙述便不断告诉我们，这场延续了40余年、几乎渗透到世界每个国家的秩序重建过程，本质上仅仅是两种意识形态基础上形成的两种政治制度的对决。这种对冷战世界秩序形成历史的二元叙述与其说是历史书写，不如将其看作是一种对西方冷战意识形态的延续。
在这种西方中心的视角影响下，美苏之间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帝国主义式对立成为理解20世纪，特别是二战之后世界秩序形成的主线。但这种帝国主义式的对抗，却恰恰是那种19世纪欧洲历史的简单延续。相反，在这一进程中，以广大第三世界民族独立为主体的反殖民以及社会解放运动，却被简单视为“两种制度”冲突的附属物。然而，这种在第三世界内出现的，民族独立与社会解放诉求并存的丰富政治活动，才真正是20世纪人民对19世纪秩序具有历史意义的反抗。
当然，在这种第三世界反抗的内部，也蕴含着极为复杂的政治动态。受到美苏超级大国霸权主义政治，以及各自国家内部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差异的影响，他们中间形成了纠葛的代理人政治结构。在民族主义大旗下的民族独立运动，因此也产生了复杂的内部紧张关系。
1957年7月，在推翻了亲殖民的帝制之后，突尼斯成为一个共和国。其首任总统哈比卜·布尔吉巴（Habib Bourguiba）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7月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民族主义：共产主义的解毒剂》的文章。文章中一方面回应了以欧洲为主导的旧帝国秩序下，对第三世界民族主义浪潮的恐慌态度；另一方面，也针对当时西方知识分子对伊斯兰主义的幻想进行批判。
在他看来，无论是像前者那样，将第三世界民族主义视为共产主义引路人的态度，还是像后者那样，将伊斯兰视为阻挡共产主义“入侵”的灵丹，都无法真正进入阿拉伯，特别是北非穆斯林国家反殖民独立运动的政治语境。在布尔吉巴这名法国巴黎大学毕业的知识与政治精英看来，个人主义与自由贸易是民族独立的基础也是最终目标。他表示，自己建立的这个突尼斯共和国，要严格模仿“西方自由世界”（the free world of the West）创造的制度样本。
但是，布尔吉巴同样强调“独立自主”的民族主义建国态度对突尼斯的重要价值。他看到，来自共产主义阵营和西方阵营的经济援助很可能会彻底摧毁年轻的突尼斯共和国原有的市场平衡。因此，希望突尼斯能够在西方式的自由市场准则下，不受任何干预地与北非及阿拉伯世界联动发展经济。然而，自称为“现实主义者”的布尔吉巴却并未意识到，脆弱的突尼斯经济无法真正如他所愿，“不受干预”地在世界市场内进行活动。正是在他这个冷战时期民主政治推崇者治下，突尼斯形成了寡头政治。1964年他解散新宪政自由党，重组为社会主义宪政自由党。该党在突尼斯执政20余年。直至1987年本·阿里政变上台，该党才改组为宪政民主联盟。改组后的宪政民主联盟又统治了突尼斯20余年。
随着所谓“茉莉花革命”的爆发，我们对“独裁者”本·阿里的故事似乎非常熟悉。我们很容易想当然地将2010年看作21世纪“自由”对抗“独裁”的分水岭。然而，我们完全遗忘了这个今天因自由之名被推翻的“独裁”，在不那么远的过去，恰恰因自由之名而兴起。
同样的，21世纪世界秩序变迁的另一个分水岭，实际上也与冷战的霸权秩序密切相关。2001年9月11日，一个叫做奥萨马·本·拉登的人重新出现在世界媒体面前，他以同时袭击纽约世贸大厦、华盛顿白宫与弗吉尼亚五角大楼的方式，将伊斯兰主义与圣战重新放到了世人面前。随后反恐战争的开始，又正式成为今天西方世界描述“两种文明冲突”的政治标杆。在“反恐战争”的框架里，美国对本·拉登的复仇建立在一个基本假设上。美国让世界相信，本·拉登是一个凭空出现的罪恶之源，而随着他的死，“后冷战”时期的世界平衡便会自然恢复。2011年，本·拉登死了，尸体被丢进了大海。2014年，伊斯兰国正式宣告成立。
对大多数人来说，911袭击与2010年“阿拉伯之春”、2014年伊斯兰国成立一样，似乎都是凭空出现、出人意料的特殊事件。在“后冷战”的思路中，无论是用“文明冲突”的叙述，还是“新冷战”的讲法，都预设了一种历史的断裂。这种断裂的历史观假设，西方自由主义政治的优越性，是随着苏联解体而不证自明的，是一种“好”制度对一种“坏”制度的进化式替代。因此，冷战“结束”之后的历史是人类发展的新阶段，而在这一新阶段中所产生的一切现象，均是全新的，与过去历史毫无关系的事件。然而，我们会发现，本·拉登在2001年对象征了美国世界政治、经济、军事霸权的挑战，本质上与他在上世纪80年代对苏联在阿富汗地区的军事霸权反抗存在一种逻辑联系。后者却在1985年被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称为一种“道义上堪与美国建国之父们相媲美”（the moral equivalents of America's founding fathers）的行动。
这种冷战史的叙述传递了我们今天对世界秩序的理解方式。在这种叙述中，冷战“结束”的标志实际上是一个霸权对另一个霸权的胜利。在这种霸权主义的政治框架中，原本作为各国各地平等政治努力的民族解放运动，被以国家利益为绝对中心的霸权主义政治劫持。随着意识形态政治的消亡，以及世界主义精神的退潮。这种原本蕴藏了世界主义式的平等政治可能的民族解放运动，很快便蜕变为一种几乎是部落主义与宗派主义的行动。它撕裂了阶级与阶级之间的政治统一，也撕裂了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天然联系关系，它构成了我们今天碎片化世界的政治基础。
从第三世界的政治视角出发，我们可以发现，“冷战”其实远未结束。那种从民族独立出发，到社会解放的国际主义平等目标，直到今天还远未实现。2010年开始的阿拉伯世界动荡，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碎片化的中东与北非。而这场动荡带来的难民们，又将战争的残酷赤裸裸地展现在欧洲人面前。伴随着反恐战争、伊斯兰国兴起、在21世纪的今天，19世纪的幽灵仿佛离我们越来越近。而重新回到20世纪中期，第三世界平等政治斗争的现场，也许是超越这种碎片化危机，超越“后冷战”意识形态的必经之路。
正当难民潮在欧洲几乎快要演变成政治危机的时候，“9·11”的第14个纪念日来了。
我们不知道，今天，当年那些说“今夜，我们都是美国人”的人们不知道还有没有勇气说“今夜，我们都是叙利亚难民”？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从冷战格局被打破到爆发“9·11”，到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阿拉伯之春”、叙利亚内战、ISIS兴起，再到今天正在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击着欧洲的难民潮，这是一个连续的发展过程。
到今天为止，那场原先被称为“阿拉伯之春”的中东世界大动荡已经进入第5个年头了。在这五年里，我们目睹了阿拉伯人从推翻本·阿里、穆巴拉克时的喜悦，到私刑处死卡扎菲、武装对抗阿萨德的狂热，再到今天伊斯兰国兴起、将近一千万叙利亚难民背井离乡的绝望。这场以“希望”为名的变革，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摧毁我们近三十年来的意识形态玄想。
1989年当福山兴奋地向世界宣告“历史终结”了之后不久，“冷战”便随着苏联的解体而宣告就结束。在这以后，倒叙式的历史叙述便不断告诉我们，这场延续了40余年、几乎渗透到世界每个国家的秩序重建过程，本质上仅仅是两种意识形态基础上形成的两种政治制度的对决。这种对冷战世界秩序形成历史的二元叙述与其说是历史书写，不如将其看作是一种对西方冷战意识形态的延续。
在这种西方中心的视角影响下，美苏之间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帝国主义式对立成为理解20世纪，特别是二战之后世界秩序形成的主线。但这种帝国主义式的对抗，却恰恰是那种19世纪欧洲历史的简单延续。相反，在这一进程中，以广大第三世界民族独立为主体的反殖民以及社会解放运动，却被简单视为“两种制度”冲突的附属物。然而，这种在第三世界内出现的，民族独立与社会解放诉求并存的丰富政治活动，才真正是20世纪人民对19世纪秩序具有历史意义的反抗。
当然，在这种第三世界反抗的内部，也蕴含着极为复杂的政治动态。受到美苏超级大国霸权主义政治，以及各自国家内部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差异的影响，他们中间形成了纠葛的代理人政治结构。在民族主义大旗下的民族独立运动，因此也产生了复杂的内部紧张关系。
1957年7月，在推翻了亲殖民的帝制之后，突尼斯成为一个共和国。其首任总统哈比卜·布尔吉巴（Habib Bourguiba）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7月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民族主义：共产主义的解毒剂》的文章。文章中一方面回应了以欧洲为主导的旧帝国秩序下，对第三世界民族主义浪潮的恐慌态度；另一方面，也针对当时西方知识分子对伊斯兰主义的幻想进行批判。
在他看来，无论是像前者那样，将第三世界民族主义视为共产主义引路人的态度，还是像后者那样，将伊斯兰视为阻挡共产主义“入侵”的灵丹，都无法真正进入阿拉伯，特别是北非穆斯林国家反殖民独立运动的政治语境。在布尔吉巴这名法国巴黎大学毕业的知识与政治精英看来，个人主义与自由贸易是民族独立的基础也是最终目标。他表示，自己建立的这个突尼斯共和国，要严格模仿“西方自由世界”（the free world of the West）创造的制度样本。
但是，布尔吉巴同样强调“独立自主”的民族主义建国态度对突尼斯的重要价值。他看到，来自共产主义阵营和西方阵营的经济援助很可能会彻底摧毁年轻的突尼斯共和国原有的市场平衡。因此，希望突尼斯能够在西方式的自由市场准则下，不受任何干预地与北非及阿拉伯世界联动发展经济。然而，自称为“现实主义者”的布尔吉巴却并未意识到，脆弱的突尼斯经济无法真正如他所愿，“不受干预”地在世界市场内进行活动。正是在他这个冷战时期民主政治推崇者治下，突尼斯形成了寡头政治。1964年他解散新宪政自由党，重组为社会主义宪政自由党。该党在突尼斯执政20余年。直至1987年本·阿里政变上台，该党才改组为宪政民主联盟。改组后的宪政民主联盟又统治了突尼斯20余年。
随着所谓“茉莉花革命”的爆发，我们对“独裁者”本·阿里的故事似乎非常熟悉。我们很容易想当然地将2010年看作21世纪“自由”对抗“独裁”的分水岭。然而，我们完全遗忘了这个今天因自由之名被推翻的“独裁”，在不那么远的过去，恰恰因自由之名而兴起。
同样的，21世纪世界秩序变迁的另一个分水岭，实际上也与冷战的霸权秩序密切相关。2001年9月11日，一个叫做奥萨马·本·拉登的人重新出现在世界媒体面前，他以同时袭击纽约世贸大厦、华盛顿白宫与弗吉尼亚五角大楼的方式，将伊斯兰主义与圣战重新放到了世人面前。随后反恐战争的开始，又正式成为今天西方世界描述“两种文明冲突”的政治标杆。在“反恐战争”的框架里，美国对本·拉登的复仇建立在一个基本假设上。美国让世界相信，本·拉登是一个凭空出现的罪恶之源，而随着他的死，“后冷战”时期的世界平衡便会自然恢复。2011年，本·拉登死了，尸体被丢进了大海。2014年，伊斯兰国正式宣告成立。
对大多数人来说，911袭击与2010年“阿拉伯之春”、2014年伊斯兰国成立一样，似乎都是凭空出现、出人意料的特殊事件。在“后冷战”的思路中，无论是用“文明冲突”的叙述，还是“新冷战”的讲法，都预设了一种历史的断裂。这种断裂的历史观假设，西方自由主义政治的优越性，是随着苏联解体而不证自明的，是一种“好”制度对一种“坏”制度的进化式替代。因此，冷战“结束”之后的历史是人类发展的新阶段，而在这一新阶段中所产生的一切现象，均是全新的，与过去历史毫无关系的事件。然而，我们会发现，本·拉登在2001年对象征了美国世界政治、经济、军事霸权的挑战，本质上与他在上世纪80年代对苏联在阿富汗地区的军事霸权反抗存在一种逻辑联系。后者却在1985年被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称为一种“道义上堪与美国建国之父们相媲美”（the moral equivalents of America's founding fathers）的行动。
这种冷战史的叙述传递了我们今天对世界秩序的理解方式。在这种叙述中，冷战“结束”的标志实际上是一个霸权对另一个霸权的胜利。在这种霸权主义的政治框架中，原本作为各国各地平等政治努力的民族解放运动，被以国家利益为绝对中心的霸权主义政治劫持。随着意识形态政治的消亡，以及世界主义精神的退潮。这种原本蕴藏了世界主义式的平等政治可能的民族解放运动，很快便蜕变为一种几乎是部落主义与宗派主义的行动。它撕裂了阶级与阶级之间的政治统一，也撕裂了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天然联系关系，它构成了我们今天碎片化世界的政治基础。
从第三世界的政治视角出发，我们可以发现，“冷战”其实远未结束。那种从民族独立出发，到社会解放的国际主义平等目标，直到今天还远未实现。2010年开始的阿拉伯世界动荡，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碎片化的中东与北非。而这场动荡带来的难民们，又将战争的残酷赤裸裸地展现在欧洲人面前。伴随着反恐战争、伊斯兰国兴起、在21世纪的今天，19世纪的幽灵仿佛离我们越来越近。而重新回到20世纪中期，第三世界平等政治斗争的现场，也许是超越这种碎片化危机，超越“后冷战”意识形态的必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