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本主义是中国的正义民主，是中国特色的人权，是中国政治文明的核心，是中国政治思想最精彩、最主流的部分，是历代王朝政权合法性的终极依据、制定国策的理论基础，是中国曾经保持了上千年世界领先地位的基本缘由和奥秘。
　　
　　早在三千年前，中国人就发表了“人权宣言”：人为万物之灵，“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在《尚书》里的句子，记载了中华人本主义的源头。
　　
　　随着武王伐纣，周人君临华夏，周公制礼作乐，人本主义得到制度化的落实，“人权宣言”化为礼乐文明，开始了“文质彬彬”的先进时代。
　　
　　但到春秋战国，礼崩乐坏，人本主义和制度的联系中断了，人权已无托身之所，已是没家的游魂。恰好这时，中国出现了圣贤大哲：孔子和孟子。
　　
　　孔子是人类历史上，倡导人本主义的第一大师。“发愤忘食，乐以忘忧”是他的为人，“自强不息，仁者爱人”是他的两大主张。孟子则是孔子的忠实继承者、弘扬者和发展者。他们的人权思想既有人格独立，又有共同富裕，还有持续发展。而在西方，经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才完成“人格独立”，经过十月革命、罗斯福新政和世界人权宣言，才确立“共同富裕”，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由于环境恶化，核子威胁，资源枯竭，人类随时有灭顶之灾，才萌发“持续发展”。如果说孔孟的人权思想一步到位，是因为圣贤的个人创作，那么西方的人权观念分三步行走，是因为历经五百年的血雨腥风，才逼上梁山，是人民大众的能动，集体反省和检讨的结果。
　　
　　在人权上，孔孟意见一致，但在主权上，孔子语焉不详，孟子则明确主张“主权民授”。在中国历史上，孟子第一个站在人民立场以求政治问题的解决，第一次亮出主权合法性思想，认定只有人民才是政治的发动力，才是国家主权的根源，才享有同意权、罢免权和革命权。
　　
　　按照孟子的意见，禅让该是中国特色的“选举民主”。孟子反对政权的私相授予，坚持“荐人权”在天子，“同意权”归百姓。虽说“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但“天子能荐人于天，暴之于民”。因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所以名为“天与”实为“民归”。“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是人民同意的消极表现；“欧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是人民同意的积极表达。
　　
　　对过而不改的君主孟子主张罢免，对桀纣之类暴君孟子主张诛伐。他说，“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诸侯危社稷，则变置”；“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孔孟之后，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中央集权的皇帝制度，以法家思想为治国方针，唯我独尊，漠视民生，轻用民力，迷信严刑峻法，招致天怒人怨，二世而亡。
　　
　　汉承秦制，继续专制主义政体，但鉴于秦朝“不施仁义，短命而亡”的教训，孔孟的人权思想得到广泛认同和创造性发展。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绝大多数王朝，以人本主义为指导思想和治国方略，逐步建立宰相、科举、朝议、监察、谏议、封驳、太傅教育、史官实录和御前讲席等制度，以限制君权，选贤举能，集思广益，补偏救弊，贯彻执行人本主义。
　　
　　以“四书”为基本教材，举行大规模科举考试，知识分子和帝国官员深深受到儒家价值的洗礼，成为孔孟的信徒，“人本之声，遍于国中”，人权成为人民和政府心照不宣的“隐性”契约。
　　
　　当幸遇贤能之君，选出贤能之相，贯彻人本主义，就出现“雄汉盛唐”，就开创政治清明、经济繁荣、人民共富的时代，就产生绚烂的乐舞，优美的诗歌，灵气飞动的壁画石雕，从容、舒缓、闲适的生活情调。
　　
　　当遭遇不肖之君，重用斗筲之徒，皇家主权集团和士大夫治权集团双双退化，就出现“五代十国”，就陷入暴君恣意、奸相妄为、外戚干政、宦官弄权的危机，于是污吏横行、民不聊生、兵戈四起、生灵涂炭、田园荒芜、人口锐减，甚有亡国灭种之虞。
　　
　　接着旧王朝覆灭，新王朝取而代之。这每隔两三百年就发生一次的改朝换代，伴随着周期性的社会大动乱，无情地摧毁掉生产力的积累。
　　
　　究其原因，是孔孟的人本主义受到尊重、得到实践，而孟子的“主权民授”思想虽抽枝发芽，但未能开花结果、发扬光大，没有制度化的具体落实，没有程序化的操作细则。
　　
　　中国历代皇帝扮演两种角色，一是主权的所有者，二是人权的保障者与推动者。两千多年，专制政体和人本主义总是爱恨离合，反复纠缠。忽而高度统一，血脉相连，忽而尖锐对立，恩绝义断。结果，华夏河山，可以是熙来攘往的乐土，也可是横尸遍野的郊原；可以任凭志士仁人，挥洒自如、把生命点燃；也可听便魑魅鬼怪，放纵恣肆、纵情合欢。
　　
　　当君主蜕变为“人民公敌”，不再代表人民的利益,不再谋求公共的福利，异化为自身利益的追求者与协调者，成为人权的阻碍者与践踏者，由于皇权世袭制和皇帝终身制，无知决策不能及时纠正，无耻行径不能及时指控，傲慢偏见不能及时降温，“懒汉色鬼”不能及时撤换，“独夫民贼”不能及时罢免，直到发生动乱，被迫以流血的革命改朝换代，一治一乱，在所难免。在政权转移问题上，中国文化总是一次次交白卷。这是中国文化的漏洞，也是中国文化的悲哀。
　　
　　要突破中国式的治乱循环，结束暴力革命的流血局面，唯一出路，是复兴孟子的“主权民授”思想，放胆的引入异域“选举民主”，具体的落实“人民同意”的主张，实现人民不流血推翻政权。只有人民来监督政府，只有人人起来负责，“过七八年”，来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选举运动，使“不肖之徒”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始终处在人民的精神气压下，使“有为之君”居安思危、聚精会神，始终处在忧患意思中，不断消解政府的主体性，突显人民的主体性，保证基本人权的贯彻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