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何以为人？这一问题就像人类自身一样古老，答案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长期以来，我们都认为人类的独特性乃在于工具的使用。今天，也有人认为人性的根源在于人类与生俱来的灵性，或者说计算机（还）无法模仿的创造性。但是，历史学家却可能给出至简至易的回答。这是因为历史研究正是人类奋力与恐惧和贫困作斗争的学问之术，这一点大有裨益。而且在我看来，只要存在恐惧和贫困，大部分人的反应都是：寻找希望！
　　
　　1788年至1868年期间，不列颠总共运送了165000名罪犯到澳洲大陆的东、西海岸的殖民流放地，其中成百上千的人潜逃，他们相信只要步行250公里就能走到天堂般的中国。
　　
　　古希腊人就深谙此道，这正是潘多拉魔盒（注1）这个神话故事的寓意所在。保罗所写的哥林多前书（注2）提到了忠诚、希望和仁慈恒久不衰的力量，二战危急时刻仍守护在马耳他上空的三架战机（分别为忠诚号、希望号和仁慈号）值得我们永远缅怀。但我们也能抚今追昔，纵览人类寻找希望的历史。在政府建立之前，人的生命还处于“愚昧状态”，“孤立无援、贫困落后、乖戾好斗、野蛮残忍、难终天年”（托马斯·霍布斯的名言，见注3），而后如永不停歇的河流穿过上古期和中世纪，绵亘至今，面对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希望屡屡升起，永不熄灭。
　　
　　我一直想找到人类希望万古长存的明证：人们为了养家糊口而辛苦劳作，累得腰酸背痛，在这种世俗生活之外，幻想着遥远的天际还存在一处人间天堂，只要到达那里就能逍遥快活。不要把这种乌托邦和政治或经济上的香格里拉混淆在一起，有人也认为后者隐匿在“远方”某处人类尚未涉足之地，如祭司王约翰的王国（即准备调停中东地区十字军和穆斯林之间战争的基督教王国），或者早期西班牙探险家幻想有无数财宝隐藏于南美洲丛林的黄金国（ElDorado）。这些希望之地总免不了过于世俗——毕竟是农民的天堂，只要不用整日没完没了地劳作便是天堂般的日子。
　　
　　这种渴望最早的证据就是安乐乡（中世纪幻想的奢华安逸之地），整个欧洲至少从12世纪一直到16世纪广泛地传颂着这一洞天福地的存在，安乐乡也是我们理解接踵而来的各种乌有之乡传说的重要线索。《安乐乡之梦》的作者何尔曼·普莱（HermanPleij，注4）详尽地研究了这一传说，他认为安乐乡是“隐藏在地球遥远角落的边陲之地，那里的人都过着神仙般的日子。”安乐乡给人们树立了一面映照生活的镜子，好像真得有这般逍遥的生活：“根本不用工作也不愁吃喝，山珍海味倚叠如山，美酒佳酿蓄积如海。”就如罗尔德·达尔（RoaldDahl，注5）童话里梦幻般的世界，这一阿卡狄亚（arcadia，古希腊一山区，那里人情淳朴，生活愉快，类似中国的桃花源）般的世外桃源存在的目的只是为了满足居民基本的本能需要。普莱写道：“安乐乡的人只要张嘴，美食佳酿就会源源不断。人们甚至住在由鸡鸭鱼肉、面包甜点构成的建筑里，安乐乡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建筑物都可食用。安乐乡的天气温和湿润，四季如春。此外还有一整套加分的福利举措：公有财产，假日众多，随时能与人享受性爱，饮一口泉水就能长生不老……还有可能睡一觉就能挣到钱。”
　　
　　雕版印画《安乐地》，临摹自彼得·勃鲁盖尔1567年的绘画。安乐地是农民心中的天堂，可以告诉我们很多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社会生活的信息。那些仰慕田园生活的农民最主要的期盼就是有一处食物供应充足、不用辛苦劳作的桃花源。
　　
　　据残缺不全的现存文献来看，很难明确安乐乡在当时传颂者的眼里有多真实。普莱认为“到了中世纪就没有人再相信世上还存有这样的福地”，但却推测“人们能幻想有这么一处无忧之地极为重要。”当然，安乐乡的故事现在变得越来越超越现实。某些安乐乡的段子里，竟然有很多荒诞离奇的怪事：已经烤熟的乳猪，背上插着刀叉，还活生生地在人们面前跑来跑去，只要有人饿了就能轻松地饱餐一顿；已经煮熟的鱼虾还会活蹦乱跳地跃到人们脚下。普莱承认，这一传说的起源已不可考，但他的记述却可能表明在欧洲探索新大陆之前，真实天堂的确存在的观念非常盛行。
　　
　　俄罗斯有很多近代故事也提到了这一点。那时农民传颂的富庶之地众多；最有名的可能是白水王国的彼乐地（Belovode）。虽然这一乌托邦最早的书面记载时间是1807年，但各种版本的传奇故事似乎出现得更早。据说彼乐地位于远离欧洲大陆的西伯利亚远东地区，“跨越大海”，可能在日本境内，从欧洲的俄罗斯出发往返需要三年。彼乐地与安乐乡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差别，这可能与俄罗斯农民的现实生活有关。比如，俄罗斯农民的乌托邦不是很富庶，只是一块自由之地，“精神生活至高无上，所有人赤足行走，共享食物，没有压迫、犯罪和战争。”
　　
　　整个19世纪，俄罗斯农村都流传着彼乐地的传说，人们相信它的存在。理查德·史蒂特丝（RichardStites，1931—2010，专攻俄罗斯文化的美国历史学家）写道，“大量的移民倾巢而出寻找这块乐土”，直到1898年还有“三个乌拉尔地区的哥萨克人从敖德萨（Odessa，今乌克兰南部港口城市）出发前往西伯利亚和亚洲探险回来，他们无果而返后宣称彼乐地并不存在。”俄罗斯神话传说里还有很多其他类似的乌托邦——“伊格纳特城、达雅河地、纳特兰以及湖底城基德希”——奥兰多•菲格斯（OrlandoFiges）在其深受好评的《娜塔莎的舞蹈：俄国文化史》一书中证实了这一点：
　　
　　1871年拍摄的北极圈芬兰农民照片，在他们之中流传着楚德仙境的传说。某些传说故事里他们居住在地下，也有说他们是烧杀掳掠芬兰土著的侵略者，而他们自己则隐身在深坑之中。奥兰多•菲格斯认为根本不清楚这些17世纪隐居者的传说是如何演变成地底下的“楚德仙境”天堂故事。
　　
　　“（俄罗斯）农民都相信在这块土地上存在神的王国。许多农民以为天堂就在这个世界某个偏远的角落，那里青山不老，绿水长流，遍地金子。人们对此深信不疑，由此出现了许多民间传说，记述在俄罗斯大陆的某处隐秘之所隐藏着真实的神的王国。这些传说故事有《遥远国度》、《黄金岛》、《欧泊拉王国》、《楚德仙境》（楚德仙境是“白沙皇”统治时位于地底的神圣王国，彻彻底底是俄罗斯农民“古老而又切实的”梦想之地）。”
　　
　　菲格斯在这本书里还详细记载了欧泊拉王国，它位于“扁平地球边缘的某处，那里的农民安居乐业，不会受到贵族和政府的滋扰。”他非常肯定地说，成群结队的跋涉者“甚至往极北的远方探险，希望能找到这一世外桃源。”
　　
　　所以，特殊情况下，身陷绝境的农民也会冒着极大的风险寻找这俗世的天堂——他们越绝望，就可能越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寻找新世界。这正是我要思考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传奇故事所要揭示的观点。这个故事可以追溯到18世纪最后的几年，在一群早已身无分文、无路可退的男女之间极为盛行。他们是悲惨的罪犯，从不列颠流放到这片新发现的荒凉的流放之地，即澳大利亚东海岸。
　　
　　18世纪晚期登上澳大利亚的流放犯，他们发现自己生活在位于“地球边缘”的西方主流社会之外，到处都是敌人。虽然有些人不放弃希望，认为他们的处境还不像看上去那样绝望透顶
　　
　　从1787年开始，成千上万的英国流放犯登上了这块几乎还没有探索过的大陆边缘。这是因为美国独立战争胜利于1783年结束之后，封锁了伦敦政府以前所青睐的罪犯流放地。流放犯大部分是爱尔兰男人和女人，还有英国刑事法庭的罪犯。正是在这群社会关系割裂、不得不背井离乡的流放犯之中兴起了一个更荒诞的神话传说：从博特尼湾（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小海湾，库克船长于1770年首次在此登上澳洲大陆）出发步行能走到中国的北京，不再是安乐乡或彼乐地了，北京于是成了这些深处绝境的流放犯的天堂。
　　
　　当然，当年的爱尔兰轻刑事犯（大部分流放犯都是轻罪，偷窃六便士价值的衣服或者扒窃一条手帕都可能流放七年）很少有人受过任何教育，所以他们全无半点地理知识并不奇怪。虽然，他们幻想中天堂的绝对距离我们还要花些时间才能弄清楚，但是从悉尼到北平的实际距离远超过8800公里，中间还横亘着辽阔的太平洋。步行走到北京这一说法的起源根本不可考了。可能是因为当时中国是澳大利亚船舶起航的主要目的地，而这个传说的缘起可能很简单，只是某位大家敬仰的罪犯无聊时的胡吹海侃。然而不久之后，这星星之火就变成了熊熊烈焰。
　　
　　1791年1月第一批流放犯越狱北逃，就在这块殖民地刚建立四年多一点。这些罪犯来到澳大利亚也只是两个月，作家大卫·莱维尔（DavidLevell）指出运送这批罪犯的船只可能是女王号运输船。据日记作家沃特金·坦奇（WatkinTench）记载，有位英国皇家海军军官会晤了其中几个幸存者，他们都确信“在遥远的北方有条大河，把澳大利亚与中国分隔开，如果他们能穿过那条河流，就会碰到黄皮肤的中国人，这些人会友好地接待他们。”
　　
　　新南威尔士殖民地的首任总督亚瑟·菲利普，他希望“走到中国”的狂热在潜逃失败后就会自然湮灭。可惜，他错了。
　　
　　这次潜逃的罪犯总共有17名男性，还带着一位怀孕的妇女，她是其中一位逃犯的妻子。逃亡中这位女逃犯与其他人走散，不久就被当局抓获。而其他逃犯继续前行，携带着干活用的工具和足够一周的供给。据这些人所言，中国离他们已经不到250公里了，他们有信心走到那儿。
　　
　　这群最早跋涉者的命运是随后数以百计的追随者命运的典型代表。逃亡者有三人在丛林里失踪，此后杳无音息；一人在几天之后抓获，当时孤身一人，并且“已经饱受疲劳、饥饿和酷暑的折磨。”剩下的13人在大约一周后最终都被抓获，“赤身裸体，几乎因饥饿而虚脱。”
　　
　　这次逃亡的失败看来并没有吓住其他痛苦绝望的灵魂尝试同样的旅程；罗伯特•休斯（RobertHughes）在其描写流放的经典作品《致命海岸》（TheFatalShore）提出，“天堂神话”是流放犯在心理上抗衡“南北位置正好相反的炼狱涤罪之所”的重要寄托——毕竟，第一批18名“脱逃者”在即将实现目标之前才被抓捕。比此更糟糕的是，逃亡的幸存者还积极地散播通往中国的路线。新殖民地的军事审判员大卫·柯林斯（DavidCollins）注意到起初逃亡的成员“把同样的观念告知所有追随他们的乡民，促使他们也作出同样愚蠢和疯狂的行动。”
　　
　　辖地广袤的殖民地政府对于劝阻其他爱尔兰囚犯不要追随最先逃亡者的脚步，束手无策。他们的威胁和警告没人相信；殖民地政府对澳大利亚的探索开发还非常不足，以致他们根本说不清楚潜逃者在内陆会碰到什么危险；并且考虑到所有的罪犯都知道当局没有用栅栏或围墙拦住他们，官方努力否认存在通往北京的道路似乎都可能是出于政府的私利。不久之后，一大队“中国跋涉者”开始仿效拓荒团，人数达到60多人——54名男性和9名女性。人数如此之多，以至于在1792年1月集合点名时，殖民地政府才发现超过三分之一的爱尔兰囚犯逃入了丛林。
　　
　　从少数远征幸存者支离破碎的叙述中，我们约摸能明白复杂神话的演变过程。有些逃亡的团队还有辟邪的“罗盘”（只不过写在纸上的图文而已），还有些团队会运用口头传达的航海指令。莱维尔认为后者还能“根据太阳照射在身体特定部位影子的长度来判断时间。”
　　
　　蓝山山脉是新威尔士早期的居民无法逾越的屏障。不久就有传说认为白色殖民地就在山脊或者大山那边的某处，统治者是“山林之王”。即使1813年首次成功地穿越了这条山脉也不能终止这个神话。
　　
　　长期以来，经常发现潜逃者的遗骸，他们企图穿过丛林从陆路前往中国而未果而葬身在这片丛林中。这一事实最终劝阻了逃亡的罪犯北奔。但难以置信的说法一个接一个出现。如果陆路不能去中国，据说就可能有陆路通往帝汶岛；稍后，又有留言开始在同一圈子里流传，在澳大利亚内陆深处有一块“白色殖民地”。这个传说提到了自由和富庶之地，由仁慈的“山林之王”统治，这对于中世纪的农民可能再熟悉不过了，但此时此地却有很多人信以为真。直到1828年，有“大胆杰克”之称的爱尔兰丛林土匪多诺霍还在劫掠边远的村庄（他还以“野蛮的殖民地小子”而广为人知），希望搜刮到充足的资本进行远征，以寻找这个世外桃源。殖民地政府的金总督（菲利普的继任）对这个故事嗤之以鼻，但金总督却难以自已，他想法设法规避了禁止派遣军队探索内陆的军事禁令。1802年他正式任命步兵少尉佛朗西斯·巴拉里尔（FrancisBarrallier）为出使大山王国的特使，委托他调查悉尼西部难以穿越的原始山脉。巴拉里尔深入了蓝山山脉（位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东部）150多公里，仍找不多穿越的道路，这再次表明罪犯们的故事可能是真的。
　　
　　丛林土匪“大胆杰克”多诺霍的尸体。在他开始劫掠农庄，希望筹措到足够的物资以备寻找“白色殖民地”（据说隐藏在澳洲内陆的某处）之后不久死亡。
　　
　　不可能说清楚在这种徒劳无功的远征中有多少澳大利亚囚犯死于非命。肯定有成百上千的人；1797年亡命之徒约翰·威尔逊（JohnWilson）向殖民地政府投降时，他为获自由而提供的信息中有这样一条：50名中国跋涉者的埋骨之所，他们的尸骨还裹着破碎的罪犯服装。他也是在内陆躲避搜捕时偶然发现这些跋涉者的遗骸。新来的流放者总是会相信这些传奇故事。1802年金总督写道：“这些狂热的故事通常都会随着爱尔兰轮船的来到而一次次地复兴。”
　　
　　对罪犯逃亡背后所含意义的理解，一直存在几乎刻意的歪曲。历任总督都把罪犯的潜逃视为“愚昧、鲁莽和荒谬之举”，这种“恶劣的本性”一无是处。而莱维尔像罗伯特•休斯一样对此有不同看法，他们当然更加具有人文关怀精神。他写道，经由陆路前往中国的神话“从来没有人能完全认识其本来目的，它是处于绝望深渊的爱尔兰人的精神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