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扩大的单身人群
2012-10-16 10:19:23 来源:本站原创 我要评论()
20世纪90年代早期张晓波(音)结婚的时候,和其他数百万夫妇一样,他和妻子一起搬进了单位分给他的一间小房子里。当时他是天津南开大学的一名老师,分到的房子实用而普通,几乎和同事们住的房子没什么区别。就一个词:普通。
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由于80年代的经济改革及过去10年里经济的迅猛发展,正处于茫然的青春期。张回忆说,几乎每个人都很普通,大家都穿着整齐的工作服,在同样的环境下工作,在同样的餐厅吃饭,在同样的单位发放的工装房里睡觉。每个人的工资也没太大差别,就算有钱也没地方去买车或者奢侈的手提包。
张解释说,那时候单位分房都论资排辈,或者看家里人口多少或看职位高低。住户只需付很少的房租,而且几乎是可以一直住下去。那时候中国没有买卖房产的合法市场。在农村虽然没有单位住房,但是人们都自己盖房。1998年,中国国务院决定将房屋货币化,希望以此形成民营房地产商业市场,中国房地产市场随之产生。换句话说,公司,非营利性组织和国际机构开始给员工们买下租房的权利,取代了之前只提供长久居住单位房的做法。14年过去了,在经历了一番住房建筑热潮后,中国房地产市场已经成为有史以来世界上最大的房地产财富聚集地之一,据汇丰银行全球研究报告显示,2010年总价值为17兆亿美元,是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3.27倍。要更好地了解这轮住房建筑热何以带来如此巨大的财富积累,可以看中国统计年鉴,仅在1998年到2008年间,中国共增加住房用地1440亿平方米。而这相当于整个曼哈顿所有居住用地的160倍。
至此“普通”的概念在中国开始改变。
据中国媒体报道,由于房地产热,中国一线城市的普通房产要价约为平均年收入的15到20倍,而摩根大通报告显示约为13倍。为方便比较,世界上大多数城市的房价和收入比在3:1到6:1之间浮动,美国房价与收入比大约是3:1。这在中国是很大的问题,由于大多数中国人仍然坚持男人是一家之主的传统儒家思想,自有住房就成了不言而喻的结婚前提条件。
如今中国男人的生活很不容易而且竞争激烈。部分原因是独生子女政策造成国内性别严重失衡,中国男女新生儿的比例达到了121比100,资深作家哈维坦多在她的《非自然选择:重男轻女,后果是一个世界全是男人》一书中写道,到2020年底,中国将有15%(大约为6个里面有1个)的适龄男子找不到配偶。她预测,未来中国会和现在的台湾和韩国一样,越来越多的男人由于性别失衡成为单身汉,选择飞往越南。哈维坦多还指出,花在来回航班,住宿,和一个越南妻子上的钱大约得10000美元。而且现在这种做法非常普遍,这些从越南来的妻子甚至“可以从台湾领事馆得到一本翻译成越南语的小册子,上面解释了他们结婚后有什么权利”。
尽管中国也有买婚、抢婚的相关报道,但男人们面对日益严峻的竞争态势也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微博。在中国大型微博网站上,四川省一名警察局副局长创建了名为“拯救单身警察”的专页,帮他的下属找对象。他担心性别失衡和艰苦的工作让他们变成光棍。在中国“光棍”常被用于指找不见老婆的男人。
该页2月份创建,上面有5名警察的个人资料,其中有一个持枪的魁梧的年青男警察,名叫“可乐427”。主页上有当地新闻,天气预报,和后来加上去的单身警察的个人资料(包括一些女警察),现在有55000多名支持者。今年7月,一个贴子让所有人都感到高兴,因为29岁,身高1.78米,体重70公斤的可乐427(他本身就有超过6000人的支持者)终于找到了他的爱情。
然而其他数十万中国男人并不是像他那样幸运。其中最不幸的要数生活在农村社会底层的男性农民,他们很穷而且没有适合他们年龄的女性(因为大多数女性为了更好地工作或婚姻都离开农村)。但是这种婚姻挑战已经迅速蔓延到了社会的各个阶层。这在中国房地产市场上表现的淋漓尽致。除了房产本身的吸引力外,男人们倾其所有储蓄购买房子希望以此增加找见“白雪公主”的机会。
张在提到现在中国年轻男性面临的经济需求及适婚对象短缺的双重压力时说,“理论上讲,他们要结婚很难。”
1994年,他搬出单位住房前往美国康奈尔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现在在位于华盛顿的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任高级研究员。他与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魏尚金(音)一起发表了一些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研究。其中一份研究显示,在中国35个大城市里,30%到40%的房产升值(价值8兆亿美元)与中国的性别失衡及想要找到配偶的男性的购房需求有直接关系。
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岳母拒绝让自己的女儿嫁给没有房子的男性也导致了房价的上涨。这种观点被称为“岳母综合症”,在中国被广泛报道。但张和魏的研究更加深入。据他们的研究显示中国男女比例最高的城市也是房产升值百分比最高的城市。这也就意味着一个城市里女性越少,男性之间的竞争就越激烈,华丽的房子的需求也就越大。与此同时,这些城市里的房租价格仅有小幅度的增长,因此人们越来越相信,房价上涨并不是因为想要房子住,而仅仅是要有一套房子。
这种需求无疑引起人们对于中国房地产泡沫的担心,有人猜测,正是房地产泡沫造成中国经济发展放缓至7.6%,自2009年以来的最低数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份最新刊物显示,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萎缩会影响方方面面,包括锌、镍的价格以及减少中国与韩国、日本和其它20国集团国家的贸易。
方柏林(音)是一个专栏作家和文学翻译家,现任俄克拉荷马基督大学教育学院协同董事。他认为婚姻市场的需求和中国相对较新的市场经济给中国男性带他的压力,“他们已经失去了成为平凡人的能力”。和张一样,他也很怀念以前苦乐参半的单位生活。当时,人们并不忙着就自己的市场价值你追我赶。作为平凡人很自在。然而现在这种自在的舒适已经消失了,人们都抢着成为“富人”。方还说道,在一个人口这么多的国家里,“平凡就意味着新的平庸”。
中国人一直在强调“平凡”和“平庸的区别”,这一点从去年的一道高考题目中就可以看出来。高考即中国众所周知的大学入学考试。
“请以拒绝平庸为题,不避平凡,不可平庸,为人不可平庸,平庸便无创造,无发展,无上进。处世不可平庸,因此,要有原则,有鉴识,有坚守。不少于800字,除诗歌外文体不限。”
方指出,这个题目引起了激烈的讨论,因为有人担心现在的学生可能不知道“平庸”和“平凡”的区别。在中国这样一个人人都想要出类拔萃的社会大环境下,没有人想选择平庸,方也觉得这个题目很困难。他怀疑出这道题目是想让学生们明白,平凡是可以接受的,要做一个积极向上的平凡人,而不是一个一事无成的平凡人。
在中国新闻门户网站新浪网上有很多令人满意的回复,其中一个讲述了王晓波(音)的故事。由于在工作中的不佳表现,王没有获得预期的奖金。妻子在家会他准备了新鲜的鱼汤,吃饭的时候,他说自己没有拿到奖金。妻子顿时“放下筷子,面容失色”,抱怨说有这么一个饭桶老公,看来自己只能过苦日子了。对酒消愁后,王把所有的积蓄交给了一家靠不住的银行,血本无归。于是他便跑去湖边跳湖,结果却救了附近一个溺水的女孩。这种见义勇为广受褒扬,最终他变成了妻子希望的那样,工作努力,收入也很丰厚。
虽然王晓波(音)的故事证明了人可以战胜平庸,但是却反映出现代中国社会一个根深蒂固的思想:他的妻子的幸福完全依赖于他的经济状况,王晓波一人维持着家里的生计。
然而,大多数中国男人--无论普通与否--在经济上都几乎不可能满足他想要达到的程度,因此他们经常不得不依赖父母的帮助。这样很危险,因为父母往往因此对于儿子在选择对象上有更大的控制权。但是中国父母认为自己有责任让儿子拥有幸福的婚姻,所以愿意提供经济上的帮助。张和魏的研究表明这对中国居民储蓄率也产生了影响。婚姻存款占总储蓄的30%,比例之高为世界之最。他们认为这一事实会带来经济上的担忧,因为高婚姻储蓄率造成中国目前账户盈余,这反过来降低了汇率,使全球贸易不平衡的问题持续下去。
“这完全是不可持续的,”张说,同时他还指出,少存钱多消费才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所需要的。但是由于男人需要买房,所以他们存钱。而他们对于房子的需求又促使房价上涨,其他人又不得不存钱。
据2000年中国婚姻市场调查显示,71%的单身女性希望自己未来的丈夫有房子。中国人历来都认为女孩子嫁人就应该直接搬进丈夫家中,不需做任何贡献。考虑到如今天文般的数字的高房价,越来越多的女性也会尽自己的一份力帮助未婚夫。清华大学的LetaHongFincher博士主要研究和丈夫共同分担买房的女性。她指出这长久下去女性会吃亏。中国的传统思想是男人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因此一般情况下,房主都是男人的名字,但这种传统思想正变得越来越不可能成为现实。根据中国相关法律,房子只属于房主。所以倘若离婚,女性由于没被列为房子的共同拥有人而吃亏。Fincher还举例说,有些女性还不停地被父母唠叨,要她们把存款给单身的男性亲人,这样他们就可以用这些钱买房,更有可能找到妻子。因为人们都认为女人嫁人的时候会有一座房子,所以她们不是那么迫切的需要存钱。
另一方面,有房的未婚女性被认为很富裕,这使得她们更有机会“攀高枝”,即嫁给有更大房子的有钱男人。29岁的北京女孩王珍妮(音)就是一个例子。她在一家大型的审计公司工作,购买了一套房用于投资,计划结婚前和父母住在家里。她说:“我未来的丈夫最好有自己的房子,或者至少在经济上有以后买房的能力”。她有点担心,如果让未来的丈夫搬进自己的房子住会让他感觉没面子。“如果我真的喜欢他,我不会在乎这些,但是我估计很少中国男人会这么做。”
她的情况反映出在中国女性拥有房子的利与弊。如果有房,你可能嫁给一个有更大的房子的人。如果你的房太大,反而可能吓跑那些想要追求你的人。
然而对于男性来说,房子越大越好。张回忆说,自己曾去参观过一些村庄,那些村庄里满是“虚幻第三层”的房子。这种房子其实是两层,但是上面还有一不完整的一层,不摆放任何家具,为的是使房子外观看起来更宏伟。这种趋势已经在一些周边地区流行开来,那些地区,男人们之间的竞争往往尤为激烈。在一些地区甚至成为了必需品,如果男方家里没有这样的房子,媒人就不会给他家里安排见面。
最近一次去中国的时候,张和一位俄亥俄大学的一位同事一起去了西南城市贵州。他的同事发现那里的村庄那是教堂感觉很迷惑。原来除了“虚幻第三层”的房子,房主们又开始比谁的房子高,通过加大房顶避雷针的高度增加房子的高度。结果,避雷针越大,看起来越像十字架。
最令人震惊的是,这些看似教堂的房子大多数都是空的。一开始房子只是用来吸引未来的妻子,结婚后,他们往往会搬往大城市。张说这就是所谓的“两鼠”现象。指的是农民工夫妇像老鼠一样住在租赁的城市的地下室里—地下室里也有老鼠—然而农村家里的大房子却闲置着。中国社科院经济学家易艳荣(音)说,这种现象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国有大约6450万座闲置房屋。
据王和魏统计,由于结婚压力,男人们争相做生意,找高薪工作,这大约占了中国经济增长的20%。“房奴”一次就可以看出他们的艰难处境。字面意思就是“房子的奴隶”。它不是指女人是家务的奴隶,大多数情况下,指的是男人为了房子,妻子,不得不成为工作的奴隶。
29岁的文森特·齐(音)看到中国男人在约会和婚姻方面面临的困难,想要做出一些改变。他在中国出生,后来去英国读研究生,说一口流利的英语。现在在北京,他自称是“女性专家”,在网上宣传自己是懂得如何找到对象的专家。他的微博关注超过4000多人,而且他的网上收费课程开设仅仅三个月后,就吸引了100多个学员—全是平凡的男人,其中有学生、网店店主,以及不同职业不同职位的工作人士。
齐说:“在社会中,我们(中国男人)需要是普通人”,又强调说,“中国社会不喜欢个人主义。”然而他很快补充道在钱这方面,大家都希望可以高于普通人。这就很矛盾,到底高于普通人多少是没有超越传统界限的,是可以被接受的。
齐的一个学员,28岁的罗德曼·谢(音)认为他就快找到答案了。
他说:“我高考考了3回才考进一个普通的大学,按社会上的标准,我在很多事情上都失败了,但是我仍然为自己设立目标,这样我才能不断进步。”他承认说以前的单位的日子可能更容易一些,但是他不会用现在的他所说的“使社会健康发展的多样性---我们现在拥有的多样性”和以前的那种稳定做交换。
谢是一个东北人,在上海的一家出口公司做销售。他说上海不是他的第一选择,但是他来到上海是因为那里机会多。他说上海的女人很“物质”。他自己似乎并不担心中国目前的性别失衡。
他解释说,过去30年,中国的发展不仅给人们带来了新的压力,还有新的机遇。“我们可以换城市,换工作,追求自己喜欢的东西,遇到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有时还可以去国外旅游。我觉得现在这种普通很好”。”
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由于80年代的经济改革及过去10年里经济的迅猛发展,正处于茫然的青春期。张回忆说,几乎每个人都很普通,大家都穿着整齐的工作服,在同样的环境下工作,在同样的餐厅吃饭,在同样的单位发放的工装房里睡觉。每个人的工资也没太大差别,就算有钱也没地方去买车或者奢侈的手提包。
张解释说,那时候单位分房都论资排辈,或者看家里人口多少或看职位高低。住户只需付很少的房租,而且几乎是可以一直住下去。那时候中国没有买卖房产的合法市场。在农村虽然没有单位住房,但是人们都自己盖房。1998年,中国国务院决定将房屋货币化,希望以此形成民营房地产商业市场,中国房地产市场随之产生。换句话说,公司,非营利性组织和国际机构开始给员工们买下租房的权利,取代了之前只提供长久居住单位房的做法。14年过去了,在经历了一番住房建筑热潮后,中国房地产市场已经成为有史以来世界上最大的房地产财富聚集地之一,据汇丰银行全球研究报告显示,2010年总价值为17兆亿美元,是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3.27倍。要更好地了解这轮住房建筑热何以带来如此巨大的财富积累,可以看中国统计年鉴,仅在1998年到2008年间,中国共增加住房用地1440亿平方米。而这相当于整个曼哈顿所有居住用地的160倍。
至此“普通”的概念在中国开始改变。
据中国媒体报道,由于房地产热,中国一线城市的普通房产要价约为平均年收入的15到20倍,而摩根大通报告显示约为13倍。为方便比较,世界上大多数城市的房价和收入比在3:1到6:1之间浮动,美国房价与收入比大约是3:1。这在中国是很大的问题,由于大多数中国人仍然坚持男人是一家之主的传统儒家思想,自有住房就成了不言而喻的结婚前提条件。
如今中国男人的生活很不容易而且竞争激烈。部分原因是独生子女政策造成国内性别严重失衡,中国男女新生儿的比例达到了121比100,资深作家哈维坦多在她的《非自然选择:重男轻女,后果是一个世界全是男人》一书中写道,到2020年底,中国将有15%(大约为6个里面有1个)的适龄男子找不到配偶。她预测,未来中国会和现在的台湾和韩国一样,越来越多的男人由于性别失衡成为单身汉,选择飞往越南。哈维坦多还指出,花在来回航班,住宿,和一个越南妻子上的钱大约得10000美元。而且现在这种做法非常普遍,这些从越南来的妻子甚至“可以从台湾领事馆得到一本翻译成越南语的小册子,上面解释了他们结婚后有什么权利”。
尽管中国也有买婚、抢婚的相关报道,但男人们面对日益严峻的竞争态势也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微博。在中国大型微博网站上,四川省一名警察局副局长创建了名为“拯救单身警察”的专页,帮他的下属找对象。他担心性别失衡和艰苦的工作让他们变成光棍。在中国“光棍”常被用于指找不见老婆的男人。
该页2月份创建,上面有5名警察的个人资料,其中有一个持枪的魁梧的年青男警察,名叫“可乐427”。主页上有当地新闻,天气预报,和后来加上去的单身警察的个人资料(包括一些女警察),现在有55000多名支持者。今年7月,一个贴子让所有人都感到高兴,因为29岁,身高1.78米,体重70公斤的可乐427(他本身就有超过6000人的支持者)终于找到了他的爱情。
然而其他数十万中国男人并不是像他那样幸运。其中最不幸的要数生活在农村社会底层的男性农民,他们很穷而且没有适合他们年龄的女性(因为大多数女性为了更好地工作或婚姻都离开农村)。但是这种婚姻挑战已经迅速蔓延到了社会的各个阶层。这在中国房地产市场上表现的淋漓尽致。除了房产本身的吸引力外,男人们倾其所有储蓄购买房子希望以此增加找见“白雪公主”的机会。
张在提到现在中国年轻男性面临的经济需求及适婚对象短缺的双重压力时说,“理论上讲,他们要结婚很难。”
1994年,他搬出单位住房前往美国康奈尔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现在在位于华盛顿的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任高级研究员。他与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魏尚金(音)一起发表了一些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研究。其中一份研究显示,在中国35个大城市里,30%到40%的房产升值(价值8兆亿美元)与中国的性别失衡及想要找到配偶的男性的购房需求有直接关系。
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岳母拒绝让自己的女儿嫁给没有房子的男性也导致了房价的上涨。这种观点被称为“岳母综合症”,在中国被广泛报道。但张和魏的研究更加深入。据他们的研究显示中国男女比例最高的城市也是房产升值百分比最高的城市。这也就意味着一个城市里女性越少,男性之间的竞争就越激烈,华丽的房子的需求也就越大。与此同时,这些城市里的房租价格仅有小幅度的增长,因此人们越来越相信,房价上涨并不是因为想要房子住,而仅仅是要有一套房子。
这种需求无疑引起人们对于中国房地产泡沫的担心,有人猜测,正是房地产泡沫造成中国经济发展放缓至7.6%,自2009年以来的最低数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份最新刊物显示,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萎缩会影响方方面面,包括锌、镍的价格以及减少中国与韩国、日本和其它20国集团国家的贸易。
方柏林(音)是一个专栏作家和文学翻译家,现任俄克拉荷马基督大学教育学院协同董事。他认为婚姻市场的需求和中国相对较新的市场经济给中国男性带他的压力,“他们已经失去了成为平凡人的能力”。和张一样,他也很怀念以前苦乐参半的单位生活。当时,人们并不忙着就自己的市场价值你追我赶。作为平凡人很自在。然而现在这种自在的舒适已经消失了,人们都抢着成为“富人”。方还说道,在一个人口这么多的国家里,“平凡就意味着新的平庸”。
中国人一直在强调“平凡”和“平庸的区别”,这一点从去年的一道高考题目中就可以看出来。高考即中国众所周知的大学入学考试。
“请以拒绝平庸为题,不避平凡,不可平庸,为人不可平庸,平庸便无创造,无发展,无上进。处世不可平庸,因此,要有原则,有鉴识,有坚守。不少于800字,除诗歌外文体不限。”
方指出,这个题目引起了激烈的讨论,因为有人担心现在的学生可能不知道“平庸”和“平凡”的区别。在中国这样一个人人都想要出类拔萃的社会大环境下,没有人想选择平庸,方也觉得这个题目很困难。他怀疑出这道题目是想让学生们明白,平凡是可以接受的,要做一个积极向上的平凡人,而不是一个一事无成的平凡人。
在中国新闻门户网站新浪网上有很多令人满意的回复,其中一个讲述了王晓波(音)的故事。由于在工作中的不佳表现,王没有获得预期的奖金。妻子在家会他准备了新鲜的鱼汤,吃饭的时候,他说自己没有拿到奖金。妻子顿时“放下筷子,面容失色”,抱怨说有这么一个饭桶老公,看来自己只能过苦日子了。对酒消愁后,王把所有的积蓄交给了一家靠不住的银行,血本无归。于是他便跑去湖边跳湖,结果却救了附近一个溺水的女孩。这种见义勇为广受褒扬,最终他变成了妻子希望的那样,工作努力,收入也很丰厚。
虽然王晓波(音)的故事证明了人可以战胜平庸,但是却反映出现代中国社会一个根深蒂固的思想:他的妻子的幸福完全依赖于他的经济状况,王晓波一人维持着家里的生计。
然而,大多数中国男人--无论普通与否--在经济上都几乎不可能满足他想要达到的程度,因此他们经常不得不依赖父母的帮助。这样很危险,因为父母往往因此对于儿子在选择对象上有更大的控制权。但是中国父母认为自己有责任让儿子拥有幸福的婚姻,所以愿意提供经济上的帮助。张和魏的研究表明这对中国居民储蓄率也产生了影响。婚姻存款占总储蓄的30%,比例之高为世界之最。他们认为这一事实会带来经济上的担忧,因为高婚姻储蓄率造成中国目前账户盈余,这反过来降低了汇率,使全球贸易不平衡的问题持续下去。
“这完全是不可持续的,”张说,同时他还指出,少存钱多消费才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所需要的。但是由于男人需要买房,所以他们存钱。而他们对于房子的需求又促使房价上涨,其他人又不得不存钱。
据2000年中国婚姻市场调查显示,71%的单身女性希望自己未来的丈夫有房子。中国人历来都认为女孩子嫁人就应该直接搬进丈夫家中,不需做任何贡献。考虑到如今天文般的数字的高房价,越来越多的女性也会尽自己的一份力帮助未婚夫。清华大学的LetaHongFincher博士主要研究和丈夫共同分担买房的女性。她指出这长久下去女性会吃亏。中国的传统思想是男人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因此一般情况下,房主都是男人的名字,但这种传统思想正变得越来越不可能成为现实。根据中国相关法律,房子只属于房主。所以倘若离婚,女性由于没被列为房子的共同拥有人而吃亏。Fincher还举例说,有些女性还不停地被父母唠叨,要她们把存款给单身的男性亲人,这样他们就可以用这些钱买房,更有可能找到妻子。因为人们都认为女人嫁人的时候会有一座房子,所以她们不是那么迫切的需要存钱。
另一方面,有房的未婚女性被认为很富裕,这使得她们更有机会“攀高枝”,即嫁给有更大房子的有钱男人。29岁的北京女孩王珍妮(音)就是一个例子。她在一家大型的审计公司工作,购买了一套房用于投资,计划结婚前和父母住在家里。她说:“我未来的丈夫最好有自己的房子,或者至少在经济上有以后买房的能力”。她有点担心,如果让未来的丈夫搬进自己的房子住会让他感觉没面子。“如果我真的喜欢他,我不会在乎这些,但是我估计很少中国男人会这么做。”
她的情况反映出在中国女性拥有房子的利与弊。如果有房,你可能嫁给一个有更大的房子的人。如果你的房太大,反而可能吓跑那些想要追求你的人。
然而对于男性来说,房子越大越好。张回忆说,自己曾去参观过一些村庄,那些村庄里满是“虚幻第三层”的房子。这种房子其实是两层,但是上面还有一不完整的一层,不摆放任何家具,为的是使房子外观看起来更宏伟。这种趋势已经在一些周边地区流行开来,那些地区,男人们之间的竞争往往尤为激烈。在一些地区甚至成为了必需品,如果男方家里没有这样的房子,媒人就不会给他家里安排见面。
最近一次去中国的时候,张和一位俄亥俄大学的一位同事一起去了西南城市贵州。他的同事发现那里的村庄那是教堂感觉很迷惑。原来除了“虚幻第三层”的房子,房主们又开始比谁的房子高,通过加大房顶避雷针的高度增加房子的高度。结果,避雷针越大,看起来越像十字架。
最令人震惊的是,这些看似教堂的房子大多数都是空的。一开始房子只是用来吸引未来的妻子,结婚后,他们往往会搬往大城市。张说这就是所谓的“两鼠”现象。指的是农民工夫妇像老鼠一样住在租赁的城市的地下室里—地下室里也有老鼠—然而农村家里的大房子却闲置着。中国社科院经济学家易艳荣(音)说,这种现象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国有大约6450万座闲置房屋。
据王和魏统计,由于结婚压力,男人们争相做生意,找高薪工作,这大约占了中国经济增长的20%。“房奴”一次就可以看出他们的艰难处境。字面意思就是“房子的奴隶”。它不是指女人是家务的奴隶,大多数情况下,指的是男人为了房子,妻子,不得不成为工作的奴隶。
29岁的文森特·齐(音)看到中国男人在约会和婚姻方面面临的困难,想要做出一些改变。他在中国出生,后来去英国读研究生,说一口流利的英语。现在在北京,他自称是“女性专家”,在网上宣传自己是懂得如何找到对象的专家。他的微博关注超过4000多人,而且他的网上收费课程开设仅仅三个月后,就吸引了100多个学员—全是平凡的男人,其中有学生、网店店主,以及不同职业不同职位的工作人士。
齐说:“在社会中,我们(中国男人)需要是普通人”,又强调说,“中国社会不喜欢个人主义。”然而他很快补充道在钱这方面,大家都希望可以高于普通人。这就很矛盾,到底高于普通人多少是没有超越传统界限的,是可以被接受的。
齐的一个学员,28岁的罗德曼·谢(音)认为他就快找到答案了。
他说:“我高考考了3回才考进一个普通的大学,按社会上的标准,我在很多事情上都失败了,但是我仍然为自己设立目标,这样我才能不断进步。”他承认说以前的单位的日子可能更容易一些,但是他不会用现在的他所说的“使社会健康发展的多样性---我们现在拥有的多样性”和以前的那种稳定做交换。
谢是一个东北人,在上海的一家出口公司做销售。他说上海不是他的第一选择,但是他来到上海是因为那里机会多。他说上海的女人很“物质”。他自己似乎并不担心中国目前的性别失衡。
他解释说,过去30年,中国的发展不仅给人们带来了新的压力,还有新的机遇。“我们可以换城市,换工作,追求自己喜欢的东西,遇到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有时还可以去国外旅游。我觉得现在这种普通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