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问责金融危机开始，就启动了全球范围内寻找替罪羊活动。

    抓到的第一只小羊，当然是“次贷”；第二只稍大点的羊，是华尔街；再大点的是美国，最大的羊，身上长满金羊毛，曾经被人描述为生活在梦想的地方，不过，在马克思他老人家的笔下，则是潘多拉的盒子，或撒旦的诗篇，那就是“市场”。进行这次追捕活动的，如果不是“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的生产商，就是它的订货者，其基本共识，就是市场失败。

    这边很忙，那边也没有闲着。英美媒体的侦探们，开始抓获的替罪羊，是中国、和日本，最新线索，是德国和中国。英国《卫报》12月5日发表题为“造成这场混乱的不仅是开支大户，储蓄大户也难逃罪责”。文章并非完全为华尔街和伦敦脱罪，也承认“鬣狗在做鬣狗该做的事情”，但笔锋所向，是提供猎物的“储蓄过剩”，罪魁祸首是中国和德国两个贸易顺差大国。逼得逆差国持续向顺差国大量出售资产，对于中国是美国国债，对于德国是西班牙的欧元债券、英国钞票和美国次级抵押贷款。

    表面上看，这是“过度消费”和“过度储蓄”之争，其实是掩藏在背后的市场和国家谁更有效之争，以及国家模式之争。其实，造成这场危机，市场难辞其咎，但无论过度消费，还是过度储蓄，幕后真正推手，不是市场，而是国家。

    《卫报》有一点说得是对的，造成中国过度储蓄的是国家宏观政策和国有企业的老爷地位。该文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写道，“过去10年因出口带动的经济增长带来的收入激增，基本与普通家庭无缘。相反，从1997年到2007年，公司利润在收入中所占的百分比几乎提高了一倍，达到23%。主要受益方是国有企业。这些政治上很有来头的企业享有特权地位——可以获得政府指令性优惠贷款、资源采购受到补贴、低下的工资、工人享受不到保护，因此实际上将收入从工人的手中转到了国有企业手里。”这意思很清楚，不是中国人不爱花钱，而是政府手里的美国长期债券，没有转变成老百姓手里的钱。

    美国呢，也好不到哪里去。次贷危机与其说是市场缺陷造成的，不如说是美国政府长期的经济扩张政策造成的。格林斯潘的美联储长期实行超低利率的宽松货币政策，把投资需求的泡沫越吹越大；房利美和房地美一直是政府担保草地上的两只肥羊，实际上成了美国的准国有企业。王秀对此有清晰的说明：房利美与房地美被称为“Government Sponsored Enterprises”， 简称GSE，可译成“政府授权企业”，其实就是“政府负责企业”，或“政府主办企业”。两家企业实际上承担着某些政府机构职能，国企的大锅饭弊端在这里都能找到，两房并以这种“准国有”身份享受着特权，包括可以免交联邦和地方政府的各类税收，分别享受来自美国财政22.5亿美元的信贷支持。这意思是，美国人手里本来没有那么多钱花，是政府为他们创造了不是他们挣来的钱。

    写到这里，结论我不说，你也很清楚，不必把金融危机归咎于某个具体国家，而要归咎于抽象的国家职能。在所有市场失灵的地方，首先是国家职能的失常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