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涛甫
   
    在当今中国，有一种带焦糊味的社会情绪在四处弥漫，这就是社会怨恨。这种社会怨恨来自于转型社会，积少成多，变本加厉，得不到及时纾解，天长日久，就变成高悬于中国社会之上的社会情绪“堰塞湖”。要感受这种峻急的社会情绪并不难，在互联网上，随便到一些活跃的论坛、贴吧上逛逛，扑面而来的，就有不少沉重、黑色的社会情绪。这些社会怨恨，不是少数人群的偶发情绪，而是一种常态化的社会心理征候。它源自社会的结构性问题，一旦一种社会情绪被固化为某种结构性的社会心理基调，就会蓄积一种不可小觑的心理势能，这种心理势能遇到某种社会机遇，或受到某些外力的引动，可能会释放出巨大的社会能量，对现有的社会秩序或结构构成威胁，甚至会引发出乎意表的社会危机。
   
    在时下中国社会，“结构性怨恨”正在向常态化方向演进。形形色色的“仇官”、“仇富”、仇名校、仇×事件像连续剧似的上演。身处这种社会情境中的人们，常会不分青红皂白，逢官必仇，遇富必诛。道德审判赶走了理性思考，情绪僭越了理智，态度取代了沟通。特别是在互联网上，虚拟空间上的刀光剑影、口诛笔伐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口水”事件。不难看出，一种非理性情绪在社会共同体间四处蔓延，且这势头有不断加剧的趋向。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社会情绪的高低起伏、阴晴冷暖往往是由社会实体性问题引发的，结构性怨恨多是因社会的结构性问题诱致，弥漫于中国社会的社会怨恨，则是社会转型带来的结构失衡造成。社会情绪作为社会结构河床上的流体，其波动起伏由社会河床结构决定。河床改道，必然会影响河水流动的轨迹。在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社会情绪的异样反应，甚至出现一些激烈反应，不值得大惊小怪。但如果一种逆向流动的社会情绪成为常态，甚至激烈的社会情绪成为常态，就不正常了。
   
    如今，这种结构性怨恨已经逼近社会共同体所能承受的最大阈值。各种征候都在表明，极限时刻已经来临。这是一个非常时期，有风险也有机遇。在此，需要警惕这种结构性怨恨走火失控，进而引爆改革危机。改革虽在持续，但社会预期正与改革赛跑。当改革的步伐赶不上社会改变的心理预期时，会诱致中国社会大面积的挫败感。这种挫败感向社会愤怒的炉膛里添加燃料，必然会加剧改革的风险和成本。
   
    解决危机的唯一出路就是改革。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两会”记者招待会上坦言：现在已经到了改革的攻坚阶段，改革只能前进，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停滞和倒退没有出路。《人民日报》评论也以前所未有的语调呼吁：“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可见，当下民意对改革的期待之切。
   
    经验表明，每至民心思变最迫切的时期，都是改革者推动改革的最佳时期。民心可用，当顺势而为。改革三十多年来，中国经历了三个民心峻急的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文革”结束、改革开放之初这段时间；第二个时期是20年前邓小平南巡讲话前夕；第三个时期就是眼下这个时刻。从前面两个时期的历史经验来看，改革者能以过人的胆识和智慧，顺应民意，把国家引向新的航程。改革是改革者的通行证，只有改革才是解决危机的唯一出路。如今，改革到了新的历史关口，机遇和挑战在赛跑。这既考验民众的耐性和理性，也考验改革者的魄力和智慧。
   
    虽然说，当下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可能要比前面两个时期复杂得多，解决的难度也要大很多。比如，利益集团成为一种结构性的力量被固化，使得任何有悖于他们意愿的改革都面临打折或流产的危险；制度性的路径依赖大大增加了改革代价。但在当下中国社会，有一点是与前两个时期相同的：那就是，改革已经成为第一共识。分歧虽然存在，但改革共识已然形成，甚至说，改革已成为一个庞大的民意共同体。此时，应该是改革的最好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