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财产的申报和公示制度能否顺利推行，本质上体现了在一个国度里，官员与纳税人之间签订的社会契约是否得到确认。

    昨日，南都报道了包括宁夏青铜峡市、新疆阿勒泰市和浙江慈溪市三地推行官员财产公示制度两年多以来的情况：3个试点地区公示后没有接到任何一起投诉、举报或异议。对于这一结果，各方可谓见仁见智，按照青铜峡组织部副部长、新闻发言人陈雪松的观点，“(其间)没有接到一起举报或者异议……效果很好。”但如果站在大多数民众的角度看，“零投诉和异议”背后，恐怕更多的是一种无奈与无力，乃至公民失声与沉默的现实。

    必须得承认，尽管21世纪也已经过去了十余年，但并不是身处这一国家的每一位公民，都明白官员财产公开对于自身的意义。这里的原因各样，在根本上缺乏纳税人观念者依然有之，出于人情社会考量回避者也不乏之。然而，更需要指出的是，所有官员都明白公开自身财产可能带来的后果，尽管依旧有极少部分官员赞同甚至力推官员财产公开的制度，但从整体上说，回避官员财产公开制度的落地，已经成为捍卫官员们核心利益的重要据点。即使以力推该制度的阿勒泰地区的调查数据为例，也有七成受访官员表示坚决反对，支持者仅占一成。

    为了捍卫这一据点，诸如“为什么老百姓不公布财产”这样让人哭笑不得的回答也从个别官员嘴里冒了出来。当然，大多数抵制者并不会如此愚蠢，更多的时候，他们依靠下述几种路径进行反对：其一，一旦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开始推行，可能引发社会局势不稳，这可谓“大而不倒”策略的经典实施案例；其二，推行该制度的条件尚未成熟，例如“社会信用体系尚未建立”、“信息统计的体系不完善”等等，此谓“拖延战术”。其三，即使在一些试点开始推行公示制度，例如银川，在公示的范围，信息的可靠性、完整性上，也都让公示本身大打折扣，此谓“模糊战术”。而对于上述战术，对于置身于封闭的权力运作体系之外的民众而言，除了在私下抱怨、在网络上宣泄，大抵也无法真实影响制度的推行。

    当然，在官员内部，也依然存在推行公示制度的动力，只不过，这种动力较之庞大的阻力而言，似乎便显得微不足道了。以新疆阿勒泰地区的试点为例，被称为“中国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第一人”的原纪委书记吴伟平，尽管在生前曾力掀“反贪旋风”，但这一在当初看似前景光明的改革，却因为吴的病逝而立即陷入了停滞。如今，阿勒泰地区的官员财产状况依旧挂在网上，只是时间却一直停留在2009年2月。作为一个特例，吴伟平陷入无法撼动官员的主流，对于大多数推动改革的官员而言，改革的目的根本上需要得到上级的肯定，至于是否要迎合底层的民众，更多时候是为了通过标新立异的方式来获取政绩，最终博取上级的注意。

    而具体到推行官员财产公示制度，这一改革首先冲击了本地官员的既得利益，势必引起普遍的反对；再者，如若成功，蔓延至上级官员，这场大火能否及时熄灭，也是上级官员所担心的。因此，从全盘的逻辑看，推行官员财产公示制度还缺乏一股真实强劲的力量。三地试点零异议的背后，实在是官员推阻、公民沉默之况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