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润百富榜最近公布，进入新能源汽车领域的比亚迪创始人王传福以拥有350亿元的财富成为新首富。而且房地产和金融（股市）领域的富豪有增长。前十位富豪中，有八位都拥有上市公司。而首富王传福的财富一年时间增加290亿元，也得益于巴菲特对其上市公司的投资，导致比亚迪股价飞涨，其财富水涨船高。

    于是有观点指出，可以从百富榜中窥见中国经济的复苏态势，尤其是房地产行业与资本市场的回暖，表明已经可以对中国经济持乐观态度。胡润在接受各类采访时也表示，从上榜富豪从事的行业来分析，房地产、制造业（尤其是矿业、钢铁和汽车）、金融业（股市）占了前三名。但从榜单中得出经济前景看好的观点，恐怕是不严谨的。

    谨慎是必要的。因为富豪的成长可能有很多因素，行业发展固然是其中之一，但中国的情况非常特殊，富豪有可能是通过关系资源获得发展，并不是因为行业振兴。例如前首富黄光裕的例子表明致富有可能是通过“搞关系”得来的。而可能不被胡润百富榜所揭示的是，在前1000名富豪中，约有15%是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这说明执政党与新兴商业精英之间的关系密切。换言之，有些是通过寻租的手段获得原本政府垄断的资源，从中分一杯羹的。这与依靠人力资本提升、技术革新和拓展市场获得的份额全然不同。前者是在总量既定的情况下进行分配，而后者是将饼做大之后进行分享。而长期的经济增长依靠的是后者。

    另一个需要谨慎的理由是，房地产、制造业和金融业占前三甲，与中国在危机之后实行的经济刺激计划有莫大的关联。大规模的信贷以及企业活期存款的迅速增长，为这三个行业提供了大量可用的短期资金。这可以从资本市场的几个拐点变化均在企业活期存款数据上有所体现中得到印证。而政府倾向性的支持政策，也使得制造业获得了不少补贴。也就是说，尽管这些富豪有从市场中打拼而获得的收益，但也从危机之后的经济刺激政策中获益，享受到了制度红利。而这同样无法给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指明方向，更不能从中得出经济的结构性调整已经完成的结论。

    总之，从“百富榜”来看经济走势是不太可取的，而且容易陷入盲目的乐观，结果可能带来更大的悲剧。因为“百富榜”统计的是富豪，自然容易强调从中国市场上获得成功的人，但也可能会忽视更广大的底层。

    实际上，有一个消息倒是可以从“百富榜”中看出来，那就是贫富差距正在不断拉大。根据胡润的榜单，2008年中国身价超过10亿美元的富翁人数从101名增至130名，这个人数名列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而前1000名最富裕人士的财富总和从4390亿美元增至5710亿美元。

    与此同时，根据世界银行2009年一份名为《从贫困地区到贫困人群：中国扶贫议程的演进》的报告，中国减贫的“成就”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采用比国际标准更低的标准线。而且即便不调整贫困标准线，中国的贫困人口也令人震惊的达到了2.5亿多人。如果贫困标准线“与国际接轨”，贫困人口估计接近3亿人。据人均每日1.25美元的贫困线推算，这3亿人一年全部的财富不足1370亿，而前1000名最富裕的中国人一年增加的财富就是1320亿。大体上，前1000名富豪的年收入与后3亿人的年收入差不多。

    这将会削弱改革的成色，而且富豪榜也表明中国贫富差距的问题应该得到正视。邹至庄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提出用非营利组织的大力发展来缓解贫富差距问题，并且为了改善非营利组织的减贫效率，可以考虑采用市场机制来挑选非营利组织。也就是说，建立一个非营利组织的相关市场，让它们通过这一市场来竞争资源去减贫。这是非常有创意的设想。

    但同时应该注意到，造成收入分配极大扭曲的根源是政府垄断了“再分配权”。而邹至庄教授之设想要实现，也需要极大依靠政府在税收政策上进行调整，减税并且为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提供税收政策上的优惠，就相当于要求政府让出部分“再分配权”，交给社会自己来运行。实际上，减贫的道路并不复杂，中国之前的历史经验也表明经济增长对减贫有正面的作用，但前提是政府退出企业和非营利组织可以其作用的领域，这样在提高效率将饼做大的同时，也能缩减贫富差距，落实更加公平的分配。这不仅需要政治智慧，更需要政治勇气。